园林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由重实用到重审美,由不成熟到成熟,由不自觉走向自觉的过程。园林自
殷商的“囿”,至
秦汉时期的皇家园苑,在功能和组成要素上有所发展,但都只是以实用为主、夹杂些许审美功能。在这个阶段,人们还只是直观地理解自然,对苑囿在审美方面的艺术创作不多,造景仅仅是单纯地本于自然而已。在社会动荡的情境下,魏晋士大夫们的兴趣开始转向山水花鸟,自然山水成为人们不愿面对残酷现实时的理想世界,富有自然美趣味的园林应时而生,园林开始从物质到精神的转变。
隋唐时期,文人墨客在社会上的影响日甚,他们积极参与营造园林,将诗画的情趣与园林景物结合起来,因画成景、以诗入园。至此,中国园林已大致成熟。宋代,出现了受文人的画论、诗情、诗画意境熏陶而蕴涵意境的写意山水园。明清两代的园林则在继承前代的山水园形式的基础上,加以发展并全面“文人化”,从而走向发展历程的巅峰。在对园林发展的认识上,我们可以初步了解到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古典园林是与古代文人密切相关的。
古代园林是享有家庭生活的同时,亲近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空间。在园中,不仅有山水等物质因素,也有统一全园主题或情趣的精神因素。当然,这种精神因素才是最主要、内在的。因而中国古典园林必须借助于文学、美学及哲学等来完善自身的艺术要求。与古典诗画一样,中国园林在创作和审美中追求的是意境和品格,注重的是寄托和交融,希望在有限的事物中表现出广阔的境界来。这就需要园林创作者们拥有渊博的知识,深厚的文学功底和对美的深刻认识。多数造园家都能将诗画情趣丝丝渗入园中,做到让山水与人的蕴思相合,将自己对自然山水美的感受予以外化,少数园林巨匠的神思甚至能在游赏者心中激起巨大的涟漪,引发无限的情怀。在这样的艺术创作和艺术鉴赏中,美的观念的形成和满足不是一般人所能达到的,无论是造园家还是游赏者,都需要有相当的文学素养及审美水平。而这样的素养和水平,惟有当时学富五车、才情过人的文人们才具备。诗画兼备的文人中不乏有担任中央和地方重要官职的,许多官员同时也是知名的文学家、画家、书法家,甚至身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亦在其中,如被誉为“词坛皇帝”的
南唐后主李煜,既是画家又是书法家的
宋徽宗赵佶,颇具文人心怀的
清帝乾隆等。因此,引领
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分子群体——文人,在政治上是政府中的各级官员,在经济上又是中等以上的地主,可以说是当时社会的真正主人,主导着古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园林是地道的“生活艺术化、艺术生活化”的产物,显示了文人们热爱自由与大自然的情怀。自古乐山、乐水被视为一种高尚的情感,绘画又一直被视为文人的“墨戏”和“清玩”,发端于晋宋时的山水画,因将自然山水视为艺术创作的对象而受到重视。画中之山可居、水可游,山水风景陶冶了文人的性情,他们也痴迷于自然山水,“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①,从而创作出大量的山水诗、画,作为怡情寄兴的手段。“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②,兼通诗画的文人在创作中渐将诗、书、画融为一体[1]。山水文化风气之盛,使得只供平面欣赏的山水画无法满足人们对自然山水所寄托的全方位感情,加之经济条件的许可,文人士大夫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造园活动,从而“不出城廓,而能坐享山林之乐;不下堂筵,而能坐穷泉壑之幽”③。从历史上看,许多园林都是由画家或诗人主持经营、设计或评价的。如唐代的王维、
白居易,北宋的宋徽宗赵佶,
南宋的俞征,元代的倪云林,明代的米万钟、文征明、文震亨,清代的石涛、张涟、张然、李渔等。他们直接参与造园活动,借用精辟的写意山水画论来指导园林艺术创作,按照山水诗文的意境营造美好的现实生活实体以供游赏。如王维得宋之问蓝田别墅作“辋川别业”,在其中体会物情、流连光景,过着完全诗意化的辋川生活,为后世文人士大夫构筑园林时效仿的首选对象;宋徽宗精于书画,设计了寿山艮岳,还撰写《艮岳记》流芳于世;还有数之不尽的园林,都是由诗画名家参与设计的。而一般的文人即便不参与造园事宜,也普遍热衷于游赏、品评园林。可见园林与文人的生活结下不解之缘。园林文学臻至极盛,文人谈论园林好像谈论书、画、诗文一样。如柳宗元的《零陵三亭记》、《柳州东亭记》,樊宗师的《绛守居园池记》等,都蕴含着精辟的造园见解;而北宋·李格非的《洛阳名园记》,宋末元初周密的《吴兴园林记》等,则是集中地记叙和评论众多名园。文人与造园家在本质上无多大差别,他们总结大量有关造园艺术和园林美学的见解和评价,写下许多专门的造园理论著作并刊行于世。较有代表性的是计成的
《园冶》、李渔的《一家言》、文震亨的
《长物志》、沈复的
《浮生六记》等等[2]。在绘画、诗文等艺术的渗透影响下,园林艺术融糅了无尽的诗情、画意,完全确立了与书、画、诗文艺术的同等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