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家洛与陈近南是什么关系?

如题所述

除了都是金庸小说中的人物外,其它没什么联系。

陈近南在历史上是真实存在的,是金庸先生以陈永华为原型创作的英雄人物。他是韦小宝的老师,又给郑成功当军师,还是天地会的总舵主。武功谋略都十分了得。天地会创立于康熙年间

陈家洛,他完全是金庸凭空想象出来的,此人是红花会的总舵主,而红花会是在乾隆年间形成的。

扩展资料

“平生不见陈近南,再称英雄也枉然”,《鹿鼎记》写这位天地会的创办人兼总舵主,同时也是韦小宝的师父,的确写出了一位出色的帮会领袖的不凡气概。

陈近南在第一回——也就是原来的“楔子”--便以惊鸿一瞥的姿态出现。那时顾炎武、吕留良、黄宗羲几位反清文士在月夜舟中秘密会议。

不料早有官兵扮成船夫,听在耳内,揭发出去,他们提到的反清人物,转眼之间便有灭族大祸。早有一位书生出手杀死官兵灭口,回头重新点亮蜡烛,自报姓名(原文如此:“那书生笑道:‘贱名适才承蒙黄先生齿及,在下姓陈,草字近南。’”)令人倾慕已极。

陈近南与另一位同宗的总舵主陈家洛比较,显然成熟及有真实感得多。对于陈家洛,金庸着重写他的武功、谈吐、抱负、感情。

但写陈近南,金庸更着重写他所组织的帮会,他的统领才能及权威,他的政治头脑。陈近南的处事方针,永远是从大局着想,包括收韦小宝为徒,让他当上青木堂的堂主。他了解天地会的兄弟,懂得容忍他们的短处,紧紧维系他们的团结一致,推进“反清复明”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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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18-03-30

陈近南是武侠小说《鹿鼎记》中的反清组织天地会的总舵主,韦小宝的师父。陈家洛是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中红花会的少舵主,也是一个英雄人物。

陈近南在历史上是真实存在的,是金庸先生以陈永华为原型创作的英雄人物。他是韦小宝的老师,又给郑成功当军师,实际上他还是天地会的总舵主。此人武功谋略都十分了得。值得一提的是天地会创立于康熙年间

再说陈家洛,他完全是金庸凭空想象出来的,此人是红花会的总舵主,而红花会是在乾隆年间形成的。要问陈家洛与陈近南什么关系,两人根本不处在一个时空何以比较。

1、陈家洛

陈家洛,金庸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中的男主角,反清帮会红花会的总舵主,清朝大臣陈世倌之子,和当朝皇帝乾隆帝是同胞兄弟。

陈家洛相貌英俊、谈吐风雅、为人谦虚有礼,但最后因误信亲兄乾隆导致反清大业终成泡影,此人物在《飞狐外传》中也曾再次出场,不过已经没有了早年的雄心壮志。

2、陈近南

据说陈永华曾化名为陈近南,以“玄天上帝”信仰为掩护,成立这一秘密组织。该会以异姓结盟,拜天为父,拜地为母,尊化名为“万云龙”的郑成功为龙头大哥,从事反清复明的行动。日后并发展出各种不同的流派,成为让清廷头痛不已的秘密社会势力——天地会。

1674年,陈永华任东宁总制使。这时三藩叛乱,受耿精忠约,郑经率师伐清。郑经子郑克臧监国,陈永华于是协助女婿郑克臧总管台湾政务,遂遭冯锡范、刘国轩嫉恨排挤。1680年3月,陈永华自请解除兵权,因忧悒成疾,当年在台湾病逝。郑经亲临吊丧,谥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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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个回答  推荐于2017-12-15
陈家洛和陈近南都是金庸小说中人物,都是清朝人,都是中原一大帮会之主。
陈家洛是金庸〈书剑恩仇录〉的主人公,红花会总舵。陈家洛属于完全虚构。
陈家洛事迹详参 http://www.oklink.net/wxsj/jing-yong/book-sword/index.html
陈近南又名陈永华,金庸小说〈鹿鼎记〉主人公韦小宝的师父,郑成功的军师,天地会总舵主。陈近南则半真半假。
陈近南事迹详参 http://www.oklink.net/wxsj/jing-yong/deer-vessel/index.html
历史上的陈永华——
陈永华,字复甫,福建同安人。其父陈鼎,明天启七年(1627)举人。甲申之变后回乡躬耕,永历二年间(1648),郑成功攻克同安,授陈鼎为教谕。清军攻陷同安,陈鼎在明伦堂自缢。当时陈永华十五六岁,已补为博士弟子员。清军入城后,陈永华出逃。此时下决心弃儒生业,以究心天下事为己任。当时郑成功占据厦门,图谋恢复明朝江山,于是延揽天下士子。兵部侍郎王忠孝推荐陈永华,郑成功与他谈论时事,终日不倦,并且高兴地说:“复甫,你是当今的卧龙先上”。不久授予参军,并以宾礼相待。
陈永华为人沉稳静穆,不善于言谈。但如果议论时局形势,却慷慨雄谈,悉中肯要。遇事果断有见识力,定计决疑,了如指掌,不为其他人所动。与人交往,诚字为先。平时布衣蔬饭,随意谈如。
永历十二年(1658),郑成功与诸将讨论北征之事,很多人都认为不行,只有陈永华力排众议,认为可行。郑成功很高兴,于是派他留守厦门,并辅佐世子郑经。郑成功对郑经说:“陈先生是当今名士,我留下他辅佐你,你应当以老师之礼待他。”
1662年,郑成功攻克台湾,授予咨议参军。1662年5月,郑成功病死台湾,其子郑经继位。陈永华勇于任事,知无不为,谋无不尽心。所以,郑经很是倚重他,军国大事必询问他。永历十八年(1664),金门、厦门丢失,陈永华随郑经回到台湾。第二年,晋升勇卫,并加监军御史之职。陈永华亲自考察台湾南北各社,弄清开垦情况,回来后颁布屯田制度,进行屯田垦殖。土地刚开垦时就一年三熟,不仅戍守之兵,而且当地居民都可以丰衣足食。在农闲时候又进行军事操练,所以人人都有勇知方,先公而后私。
郑经刚到台湾时,一切初建,制度简陋,陈永华就一一助他建立起来。先是筑围墙栅栏,建起衙署办公;然后教工匠烧瓦技术,砍伐树木建起房屋,以作为民居。并将都城中部分为东安、西定、宁南、镇北四个区,区设首领,管理事务。都城周围设34里,里分几个社,社设置乡长。在社中,十户为一牌,设一牌首;十牌为一甲,设一甲首;十甲为一保,设一保长,管理户籍之事。在一切健全后,陈永华劝农桑,禁淫赌,诘盗贼,于是地无游民,田野渐拓。他还教人们在高地种植甘蔗,用来榨糖,然后贩卖到国外,每年能赚几十万银两。教人们在沿海晒盐,不但充实了府库,还资助了百姓。当时,福建、广东的很多人都蜂拥而至,每年达好几万人。郑成功以严治理,而陈永华以宽持之,不久台湾就繁盛起来。
永历十九年(1665),台湾各项制度都已制定,并初见成效,陈永华就奏请郑经发展文教事业。他认为,台湾沃野千里,远滨海外,民风纯朴,若能举贤才以助理,经过一段时间的教养生聚,便能赶上中原地方。应当择地建立孔庙、设学校,以收人材。但刚开始郑经并不接纳他的建议,并以孤悬海外,地狭民寡而作为缓行的理由。陈永华耐心地向他解释发展教育的重要性,陈说:
“昔日成汤以百里之土地就可称王,周文王以七十里地而兴起,这难道与地方狭阔有关系吗?这实在是因为这些国君求贤若渴,因人材的相助才成就了事业。现在台湾沃野数千里,悬居海外,而且民风日醇,如果国君能够广收人材以助,那么十年生长,十年教养,十年成聚,只要三十年真的就可以与中原相比,你何愁还在这一小块土地上呢?现在我们已经丰衣足食,剩下来的当是教养。如果人民只是安逸地生活而不受教育,与禽兽又有何异?所以必须择地建立圣庙,设立学校,以收人材。国有贤士,邦本自固,那么它的国运就会越来越繁荣昌盛。”
郑经听了此番话便接受了陈永华的建议,在宁南择地建学校。学校建成后,郑经率文武百官行施大礼。不久,又建学院,以叶亨为国子监助教,并聘请内陆名儒以教秀士。不仅如此,陈永华还在各社设立小学,聘请老师教课。规定台湾儿童8岁入小学,主要学习经、史、文章。并在天兴、万年两个州举行考试,三年两试。参加州考有名的送到府学,参加府试有名的送到学院,参加学院考试取中的话,就可以进入太学学习,但仍然月月参加考试。三年一考,考中的可以补任六官内都事。陈永华当时即任学院助教。在陈永华的大力倡导下,台湾的教育事业逐渐发展起来。当时陈永华所倡立的教育还是有一整套自上而下较完整的体系的。学校有学院、府学、州学和社学,学院相当于高等教育,府学、州学相当于中等教育,社学相当于初等教育,而且各社都必须设小学,并且鼓励原住民儿童入社学学习。这一整套完整的教育体系,为台湾人材的培养奠定了基础。并且在当时,尽管科举制度在大陆已成为一种束缚人材培养和选用的制度,但在文教事业初兴的台湾,科举制度的推行,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播却有一定的促进作用。陈永华可以说在台湾教育的初兴和发展方面,其功不可没。
1674年,陈永华任东宁总制使。这时三藩叛乱,受耿精忠约,郑经率师伐清。郑经之子监国,陈永华于是协助女婿总管台湾政务,遂遭冯锡范、刘国轩嫉恨排挤。 1680年3月,陈永华自请解除兵权,因忧悒成疾,当年在台湾病逝。郑经亲临吊丧,谥文正。清翰林学士李光地听说陈永华病逝,向皇帝上疏祝贺说:“台湾长久以来没有被收复,主要是由于陈永华经营有方。今上天讨厌战乱,让他殒命,从此台湾的收复将指日可待。”由此可见陈永华在台湾的重要地位。果不其然,没过三年,台湾即被清政府收复。台湾归属清朝后,陈永华被移葬福建同安,回到家乡。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第3个回答  2013-07-08
“平生不识陈近南,就称英雄也枉然”,《鹿鼎记》写这位天地会的创办人兼总舵主,的确写出了一位出色的帮会领袖的不凡气概。
  陈近南在第一回——也就是原来的“楔子”--便以惊鸿一瞥的姿态出现。那时顾炎武、吕留良、黄宗义几位反清文士在月夜舟中秘密会议,不料早有官兵扮成船夫,一一听在耳内,揭发出去,他们提到的反清人物,转眼之间便有灭族大祸。杀死这些官兵灭口,回头重新点亮蜡烛,自报姓名,便是陈近南。
  陈近南与另一位同宗的总舵主陈家洛比较,显然成熟及有真实感得多。对于陈家洛,金庸着重写他的武功、谈吐、抱负、感情,但写陈近南,金庸更着重写他所组织的帮会,他的统领才能及权威,他的政治头脑。陈近南的处事方针,永远是从大局着想,包括收韦小宝为徒,让他当上青木堂的堂主。他了解天地会的兄弟,懂得容忍他们的短处,紧紧维系他们的团结一致,推进“反清复明”的目标。
  事实上,作为一个组织的领袖,武功是次要,目光。判断、公正的处事方式才是最重要,陈近南能够服众,就是因为他除了有很高的武功之外,还具备这一切条件。
  但是陈近南也有他的极限,那就是他的封建思想。他念念不忘自己是台湾郑王爷的部下,要向郑王爷效忠,而且把对明朝的忠心,与对郑家的忠心等同起来,因而受制于郑克爽这种作威作福的无知小子,终为他所偷袭杀死,一世英雄,死于鼠辈之手,可谓冤枉之至,天地会事业因而付诸流水,陈近南似乎还有可批评之处。
  以现代人的眼光看,就算对郑王爷忠心,对他儿子客气一点可以了,岂能任他喝指?而且反清复明是公,郑王爷对他的“知遇之恩”是私,又岂能公私混淆?金庸写陈近南,是抱着同情了解的态度,但并不赞成他的封建思想,写陈近南的愚忠,正是点出这样的英雄也有重大缺陷,令人惋惜。
  公私不分,是陈近南的致命伤,从现代人的眼光看,这是他的缺陷,但从中国人的观点看,可能不过是社会常规,在现实生活中,毕竟这种例子很多,特别是在商业机构,把父亲的雇员当奴仆指使的“少开”何其多,把东主的子女当主人服从的雇员又何其多,纵有人认为不好,但习以为常,不依此精神办事的人反而觉得标奇立异了。
  陈近南的致命伤,其实也是“台湾郑家”的致命伤,郑克爽轻视陈近南,千方百计除去他,结果延平王一败涂地,郑克爽投降,接受清廷封赐,在北京不住受韦小宝的同僚上门滋扰侮辱,后悔已迟。要是“郑家”不纵容家人多方破坏陈近南的事务发展,“台湾郑家”纵不能反清复明,也会有一段长时期海外称王,箝制陈近南,郑家无异自毁长城。
  倒是康熙——又是康熙,真的“明见千里”,把公私分得清清楚楚,他跟韦小宝这好朋友大谈为君子道,怎样是“一人奉天下”,而不是“天下奉一人”、怎样做皇帝的人不可叫天下的人不要自私自利,但自己却去自私自利,还以为自己的自私是为公,怎样做皇帝是上天给他的恩典、做得不好上天要另派一个人来做,总之皇帝不能把天下看作是自己或自己一家所私有,必定要为百姓服务才对。
  因为康熙明白公私之道,所以康熙便成功,而台湾郑家便败在他手下。可惜,说是容易,实行起来,康熙少而郑家多,要做陈近南,恐怕空负一身才华,到后来也要死于无名之辈的手上。
  不过,有趣的是,像陈近南那样有才干的人,总是要依附在郑经那样的人之下,宁愿为忠臣而把君主的事业发扬光大,也不自立门户,闯出自己的事业,像诸葛亮,也要刘备三顾草庐才出来,为报知遇之恩而代他打天下,以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阿斗这样的人服务未免不值得,但不是为了报恩,卧龙先生恐怕一生高卧草庐之中,这公私之间,又如何分辨?
第4个回答  2007-09-28
天地会也称“洪门”。清代南方主要秘密结社。

其起源主要有三种说法。一是在天地会内秘籍自称系福建少林寺僧于康熙甲寅年(1674)年或雍正甲寅年(1734)年创立;另一说法是民国以后,洪门成员称其会创自郑成功;还有一种说法是,根据档案以及清代官书记载为福建漳浦僧提喜(即洪二和尚)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或三十二年创立。

初创时原系下层劳动者互助性秘密团体,后因屡遭朝廷镇压,反清色彩日浓。乾隆年间以“顺天行道”,“剃除贪官”及“争天夺国”为口号。嘉庆以后,复提出“兴明绝清”及“反清复明”等口号。清末又增加了反满内容。为对付清廷镇 压及便于吸收会众,不断创立新的名称,成为拥有数十种名目的秘密结社系统,因组织分散,未形成统一领导,在同一地区的组织间亦互不统属。无固定的教义与崇拜对象,但有严格的会规,后发展为三十六誓,要求会众忠于誓言,严守秘密。

在清代曾多次发动武装斗争,重要的有乾隆五十一年台湾林爽文起义,六十年台湾陈周全起义,嘉善起义,咸丰元年至五年广西大成国、升平天国起义,三年上海小刀会起义、厦门小刀会起义。

辛亥革命时期,三合会、哥老会中许多成员参加推翻清朝的武装头争。嘉道以后,天地会发展到海外,在东南亚与美洲华侨中广泛流传,曾组织华侨多次举行反抗西 方殖民者的斗争。
红花会之类是乡间农民们一种半迷信半革命的团体,往往以一些迷信的教义作为自己的行动原则。太平天国就是这样的基础,所以失败了,以革命作为号召,可是最后完全偏离革命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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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近南是历史上真正有的,还名陈永华,是天地会的总舵主,而红花会的少舵主是陈家洛。两人应该没有什么关系,陈家洛大概有,但经历绝对不是《书剑》所写的那样。记得小时候听故事,还是红花会的故事听得比较多,天地会多从影视作品中听到,红花会的故事在民间多为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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