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焕(1584年6月6日-1630年9月22日），字元素（《明史本传》），一说字自如（《黄尊素说略》），汉族。生于万历十二年（1584年）四月二十八日。祖籍广东东莞，出生于广西布政使司梧州府藤县北门街。（一说袁崇焕出生于广东东莞，年十四随祖袁世祥，父袁子鹏迁至广西平南）。 出关之前编辑本段 崇焕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中三甲第四十名，赐同进士出身，授福建邵武知县。为人好谈兵。夏允彝《幸存录》说其：“崇焕少好谈兵，见人辄拜为同盟，肝肠颇热。为闽中县令，分校闱中，日呼一老兵习辽事者，与之谈兵，绝不阅卷。或问之，则曰：士子宜中者，自有命在，随意抽取可也。斯岂执事必敬者乎？”
天启二年（1622年），监察御史江日彩上疏举荐, 江日彩疏曰“今邵武令袁崇焕，夙攻兵略，精武艺，善骑射。臣向过府城，扣其胸藏，虽曰清廉之令，实具登坛之才，且厚自期许，非涉漫谈。其交结可当一臂者，闻尚多人。今见觐于辇毂下。枢部召而试之，倘臣言不虚，即破格议用，委以招纳豪杰，募兵练将之寄，当必有以国家用者。” 同年，袁崇焕单骑深入辽东敌后，备陈关上形势和方略，请兵御守山海关。二月，袁崇焕被任命为兵部职方主事，同月又被破格提拔为山东按察司佥事，监军山海。（《熹宗实录》） 请筑宁远编辑本段 天启二年（1622年）三月，王在晋经略辽东，四月有驻守北山的湖广士兵溃逃，袁崇焕杀数人乃定。六月王在晋令袁崇焕移往中前所，监参将周守廉，游击左铺，经理前屯卫事务。袁崇焕当夜出发，次日抵达前屯。夜行荆棘老虎、豹狼中，四鼓入城，将士莫不壮其胆（《三朝辽事实录》）。王在晋甚为倚重，题请升其为宁前兵备佥事。
王在晋当时商议在八里铺筑山海重关，袁崇焕以为不妥，力争。朝廷命大学士孙承宗亲往视察，六月二十六日，孙承宗抵山海关，驳回了山海重关之请。孙承宗召集关内外众臣公议，阎鸣泰主守觉华，袁崇焕主守宁远。孙承宗实地考察后，认为宁远乃山海天然重关，听从袁崇焕之议。
八月，孙承宗自请督师辽东，王在晋调南京兵部尚书。阎鸣泰升任巡抚辽东，袁崇焕调永平道。九月，孙承宗抵关。十二月，阎鸣泰令袁崇焕审核兵数，袁崇焕私斩小校，（《明史本传》，《三朝辽事实录》中记其杀二人）导致军营几乎哗变。孙承宗怒其以以监军专杀，袁崇焕请罪。
天启三年（1623年）春，孙承宗令袁崇焕抚哈刺慎各部，令其移出八里铺至宁远，收复二百七十里（《孙承宗年谱》）。孙承宗初令祖大寿筑宁远城，九月又令袁崇焕和满桂前往，袁崇焕定城规模，令祖大寿等督建城。天启四年（1624年），宁远城竣工，逐成关外重镇。
天启四年（1624年）春，孙承宗上疏言“宁远可战可守”，又说“愿用崇焕指殚力瘁心以急公”不愿用“腰缠十万之逋臣，闭门颂经之孱胆”，帝听之。
九月，袁崇焕马世龙等携兵一万两千巡边广宁，叙劳进兵备副使，继又升至右参政。同年，袁崇焕父病故，袁崇焕两疏请辞，不许。
天启五年（1625年），孙承宗，遣兵分驻锦州松山杏山等城，同年，因柳河之战，孙承宗屡次遭参，请辞。十月，兵部尚书高第经略辽东。 宁远大战编辑本段 高第上任后，认为关外必不可守，力主尽撤宁锦之兵于山海关。督屯通判金启倧上书给袁崇焕力拒，金启倧书曰“锦、右、大凌三城皆前锋要地。倘收兵退，既安之民庶复播迁，已得之封疆再沦没，关内外堪几次退守耶！”袁崇焕亦力争不可，其言：“兵法有进无退。三城已复，安可轻撤？锦、右动摇，则宁、前震惊，关门亦失保障。今但择良将守之，必无他虑。”（《三朝辽事实录》卷十五）。高第不听，仍令马世龙撤宁、前二城之兵。（《孙承宗年谱》），袁崇焕说“我为宁前道也，官此当死此。必不去”（《边事小记》）高第只得尽撤锦州右屯松山杏山大小凌河等处兵马，弃粮粟尽十万余石。十二月，袁崇焕升任按察使，仍主事宁前。（《督师纪略》）
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十四日，后金兵渡辽河。右屯守将周守廉逃，松山等处守将左辅亦烧毁粮储庐舍而退。（《东华全录》）。袁崇焕闻之，与总兵满桂，参将祖大寿，守备何可纲，集将士誓守宁远。令中左所都司陈兆阑和都司徐敷奏率兵入城，左辅朱梅为外援。（《三朝辽事实录》）。又传令通知前屯赵率教，山海关杨麟有宁远之溃兵皆斩。
二十三日，努尔哈赤率后金军至宁远，努尔哈赤自称率军三十万，必破此城，令袁崇焕投降。袁崇焕答曰：“来兵称三十万虚也，约有十三万。吾修治宁远决守以死岂肯降耳”（《东华录》）。后金攻城，袁崇焕等宁远守军以火器拒之，宁远通判金启倧也因点炮自燃，为国捐躯。（《明熹宗实录》）。后金折兵五百（《清高祖实录》），宁远上献首级二百余（《熹宗实录》）。努尔哈赤称“自二十五岁起兵以来，征讨诸处，战无不捷，攻无不可，惟宁远一城不下”（《清高祖实录》）。
后金攻打宁远不下，分兵掠觉华，岛上参将金冠等七千水兵抗击殉国，七千商民被屠杀。后金焚毁觉华岛粮料八万石，船两千只。 崔呈秀弹劾高第、杨麟，杨麟因不援削职，高第准其辞职还乡。王之臣代替高第督师辽东。（《国榷》）
天启六年（1626年）三月七日，复设辽东巡抚，袁崇焕为之。叙功，加袁崇焕兵部右侍郎，荫千户。袁崇焕三疏辞之，不许。 巡抚辽东编辑本段 时值满桂赵率教交恶，袁崇焕五月上疏请调满桂，王之臣以为不妥，以满桂勇猛调其任为山海关总兵，袁崇焕认为不可，逐经抚不和。经过朝廷调停，袁崇焕和王之臣分权，袁崇焕主关外，王之臣主关内。袁崇焕认错，并复请满桂调任山海关。（《两朝从信录》）
袁崇焕遣使者吊唁努尔哈赤。后金皇太极趁机遣使回复，谋求议和。袁崇焕奏报朝廷主以和缓之建锦州大小凌河诸城。辽东经略王之臣主张派遣使者非计，应回绝和议。王之臣奏疏：“年来奴酋求和于西虏（蒙古），而西虏不从；屈服于朝鲜，而朝鲜不受。一旦议和，彼必离心，是益敌以自孤也！近日，都官过通令处，虏鞭其背云：‘汝汉人全无脑子…… 喇嘛替他吊孝求和，反倒教别人与他为仇，我等不如也投顺罢了’”。（《两朝从信录》）。御史智铤言，督抚意见各异，恐误边事（《国榷》）。天启七年（1627年）正月，召回王之臣，关内关外之事尽付袁崇焕便宜行事（《三朝辽事史录》）。
天启七年（1627年）正月初八，皇太极一面遣使与袁崇焕议和，一面派阿敏出军征朝。关于阿敏征朝兵力，《朝鲜李朝实录》作三万，《三朝辽事实录》作八万，《八旗通志》无兵力数字记载。朝鲜作为亲身参战方，没有必要缩小遇敌人数，故阿敏征朝兵力目前史学界都是以三万这个数字为准。出军后金军渡过鸭绿江，进攻朝鲜，史称“丁卯之役”。（《东华全录》），十四日，克义州，分兵攻打毛文龙东江铁山部。毛文龙遁入云从岛（《三朝辽事实录》）。
朝鲜和毛文龙告急，朝廷命袁崇焕发兵援助，并拣轻兵捣巢，袁崇焕上疏无虚可捣。疏言“顷闻奴兵十万掠鲜，十万居守，何所见而妄揣夷穴之虚乎？我纵倾伍捣之，无论悬军不能深入，即深入奚损于逸待之夷？而虎酋新并粆花，意殊区测，都令、塞令新通于奴而仇于我，万一我兵正道以东，奴暗以轻骑北出而袭我关宁，此时救人耶，抑自救耶？”此时后金总兵力约有七八万，前一年宁远大战努尔哈赤的发兵数就有五六万，因此皇太极留守沈阳的兵力至少还有四五万之多。虽然比起全族兵力驻防，此时沈阳的防务当然是略为薄弱了一些。可是袁崇焕此时身为辽东巡抚，所辖仅有宁锦七万兵，即使倾巢而出取沈阳，也无胜算。更何况朝鲜的战事在正月二十六日阿敏攻克平壤后就已经基本结束，之后阿敏部队留驻朝鲜只是为了威吓朝鲜以便在定盟时多捞些好处罢了。袁崇焕接到朝鲜命令出兵的时候就已经是三月，此时出兵对朝鲜战事已经无济于事，而且随时存在被阿敏部队回师前后夹击的危险。事实上，如果朝廷真的下定决心，从蓟镇和山海关调集大军集结到锦州，并协同蒙古察哈尔部一起兵发沈阳的话，对于近半数军队在外的后金来说，还是存在一定威胁的。但由于毛文龙虚报敌情，谎报征朝军有八万之众；又为了尽快减除自己的危机，谎报沈阳留守兵力不到一万（到四月更谎报皇太极将留守兵力还派出部分增援朝鲜），让朝廷误判敌情，以为仅宁锦的兵力就足够犁庭捣穴，根本没有给袁崇焕配备能够威胁后金的军力。而且，即使三月份袁崇焕在接到朝廷旨意后立即全军出击沈阳，朝鲜和东江也早就在一个月前被打垮了，根本于事无补，唯一可能的结果是，袁崇焕的军队由于毛文龙的谎报久攻沈阳不下，以致于被回师的阿敏前后夹击。
天启七年四月，也是“丁卯之役”战况正激之时，蓟辽总督阎鸣泰上奏折，称颂魏忠贤的功德，并要求在宁远、前屯两地为魏忠贤修建生祠，作为下属的袁崇焕也只得联名上奏。《大明熹宗实录》记载“蓟辽总督阎鸣泰巡抚袁崇焕疏送魏忠贤生祠”。
天启二年（1622年），监察御史江日彩上疏举荐, 江日彩疏曰“今邵武令袁崇焕，夙攻兵略，精武艺，善骑射。臣向过府城，扣其胸藏，虽曰清廉之令，实具登坛之才，且厚自期许，非涉漫谈。其交结可当一臂者，闻尚多人。今见觐于辇毂下。枢部召而试之，倘臣言不虚，即破格议用，委以招纳豪杰，募兵练将之寄，当必有以国家用者。” 同年，袁崇焕单骑深入辽东敌后，备陈关上形势和方略，请兵御守山海关。二月，袁崇焕被任命为兵部职方主事，同月又被破格提拔为山东按察司佥事，监军山海。（《熹宗实录》） 请筑宁远编辑本段 天启二年（1622年）三月，王在晋经略辽东，四月有驻守北山的湖广士兵溃逃，袁崇焕杀数人乃定。六月王在晋令袁崇焕移往中前所，监参将周守廉，游击左铺，经理前屯卫事务。袁崇焕当夜出发，次日抵达前屯。夜行荆棘老虎、豹狼中，四鼓入城，将士莫不壮其胆（《三朝辽事实录》）。王在晋甚为倚重，题请升其为宁前兵备佥事。
王在晋当时商议在八里铺筑山海重关，袁崇焕以为不妥，力争。朝廷命大学士孙承宗亲往视察，六月二十六日，孙承宗抵山海关，驳回了山海重关之请。孙承宗召集关内外众臣公议，阎鸣泰主守觉华，袁崇焕主守宁远。孙承宗实地考察后，认为宁远乃山海天然重关，听从袁崇焕之议。
八月，孙承宗自请督师辽东，王在晋调南京兵部尚书。阎鸣泰升任巡抚辽东，袁崇焕调永平道。九月，孙承宗抵关。十二月，阎鸣泰令袁崇焕审核兵数，袁崇焕私斩小校，（《明史本传》，《三朝辽事实录》中记其杀二人）导致军营几乎哗变。孙承宗怒其以以监军专杀，袁崇焕请罪。
天启三年（1623年）春，孙承宗令袁崇焕抚哈刺慎各部，令其移出八里铺至宁远，收复二百七十里（《孙承宗年谱》）。孙承宗初令祖大寿筑宁远城，九月又令袁崇焕和满桂前往，袁崇焕定城规模，令祖大寿等督建城。天启四年（1624年），宁远城竣工，逐成关外重镇。
天启四年（1624年）春，孙承宗上疏言“宁远可战可守”，又说“愿用崇焕指殚力瘁心以急公”不愿用“腰缠十万之逋臣，闭门颂经之孱胆”，帝听之。
九月，袁崇焕马世龙等携兵一万两千巡边广宁，叙劳进兵备副使，继又升至右参政。同年，袁崇焕父病故，袁崇焕两疏请辞，不许。
天启五年（1625年），孙承宗，遣兵分驻锦州松山杏山等城，同年，因柳河之战，孙承宗屡次遭参，请辞。十月，兵部尚书高第经略辽东。 宁远大战编辑本段 高第上任后，认为关外必不可守，力主尽撤宁锦之兵于山海关。督屯通判金启倧上书给袁崇焕力拒，金启倧书曰“锦、右、大凌三城皆前锋要地。倘收兵退，既安之民庶复播迁，已得之封疆再沦没，关内外堪几次退守耶！”袁崇焕亦力争不可，其言：“兵法有进无退。三城已复，安可轻撤？锦、右动摇，则宁、前震惊，关门亦失保障。今但择良将守之，必无他虑。”（《三朝辽事实录》卷十五）。高第不听，仍令马世龙撤宁、前二城之兵。（《孙承宗年谱》），袁崇焕说“我为宁前道也，官此当死此。必不去”（《边事小记》）高第只得尽撤锦州右屯松山杏山大小凌河等处兵马，弃粮粟尽十万余石。十二月，袁崇焕升任按察使，仍主事宁前。（《督师纪略》）
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十四日，后金兵渡辽河。右屯守将周守廉逃，松山等处守将左辅亦烧毁粮储庐舍而退。（《东华全录》）。袁崇焕闻之，与总兵满桂，参将祖大寿，守备何可纲，集将士誓守宁远。令中左所都司陈兆阑和都司徐敷奏率兵入城，左辅朱梅为外援。（《三朝辽事实录》）。又传令通知前屯赵率教，山海关杨麟有宁远之溃兵皆斩。
二十三日，努尔哈赤率后金军至宁远，努尔哈赤自称率军三十万，必破此城，令袁崇焕投降。袁崇焕答曰：“来兵称三十万虚也，约有十三万。吾修治宁远决守以死岂肯降耳”（《东华录》）。后金攻城，袁崇焕等宁远守军以火器拒之，宁远通判金启倧也因点炮自燃，为国捐躯。（《明熹宗实录》）。后金折兵五百（《清高祖实录》），宁远上献首级二百余（《熹宗实录》）。努尔哈赤称“自二十五岁起兵以来，征讨诸处，战无不捷，攻无不可，惟宁远一城不下”（《清高祖实录》）。
后金攻打宁远不下，分兵掠觉华，岛上参将金冠等七千水兵抗击殉国，七千商民被屠杀。后金焚毁觉华岛粮料八万石，船两千只。 崔呈秀弹劾高第、杨麟，杨麟因不援削职，高第准其辞职还乡。王之臣代替高第督师辽东。（《国榷》）
天启六年（1626年）三月七日，复设辽东巡抚，袁崇焕为之。叙功，加袁崇焕兵部右侍郎，荫千户。袁崇焕三疏辞之，不许。 巡抚辽东编辑本段 时值满桂赵率教交恶，袁崇焕五月上疏请调满桂，王之臣以为不妥，以满桂勇猛调其任为山海关总兵，袁崇焕认为不可，逐经抚不和。经过朝廷调停，袁崇焕和王之臣分权，袁崇焕主关外，王之臣主关内。袁崇焕认错，并复请满桂调任山海关。（《两朝从信录》）
袁崇焕遣使者吊唁努尔哈赤。后金皇太极趁机遣使回复，谋求议和。袁崇焕奏报朝廷主以和缓之建锦州大小凌河诸城。辽东经略王之臣主张派遣使者非计，应回绝和议。王之臣奏疏：“年来奴酋求和于西虏（蒙古），而西虏不从；屈服于朝鲜，而朝鲜不受。一旦议和，彼必离心，是益敌以自孤也！近日，都官过通令处，虏鞭其背云：‘汝汉人全无脑子…… 喇嘛替他吊孝求和，反倒教别人与他为仇，我等不如也投顺罢了’”。（《两朝从信录》）。御史智铤言，督抚意见各异，恐误边事（《国榷》）。天启七年（1627年）正月，召回王之臣，关内关外之事尽付袁崇焕便宜行事（《三朝辽事史录》）。
天启七年（1627年）正月初八，皇太极一面遣使与袁崇焕议和，一面派阿敏出军征朝。关于阿敏征朝兵力，《朝鲜李朝实录》作三万，《三朝辽事实录》作八万，《八旗通志》无兵力数字记载。朝鲜作为亲身参战方，没有必要缩小遇敌人数，故阿敏征朝兵力目前史学界都是以三万这个数字为准。出军后金军渡过鸭绿江，进攻朝鲜，史称“丁卯之役”。（《东华全录》），十四日，克义州，分兵攻打毛文龙东江铁山部。毛文龙遁入云从岛（《三朝辽事实录》）。
朝鲜和毛文龙告急，朝廷命袁崇焕发兵援助，并拣轻兵捣巢，袁崇焕上疏无虚可捣。疏言“顷闻奴兵十万掠鲜，十万居守，何所见而妄揣夷穴之虚乎？我纵倾伍捣之，无论悬军不能深入，即深入奚损于逸待之夷？而虎酋新并粆花，意殊区测，都令、塞令新通于奴而仇于我，万一我兵正道以东，奴暗以轻骑北出而袭我关宁，此时救人耶，抑自救耶？”此时后金总兵力约有七八万，前一年宁远大战努尔哈赤的发兵数就有五六万，因此皇太极留守沈阳的兵力至少还有四五万之多。虽然比起全族兵力驻防，此时沈阳的防务当然是略为薄弱了一些。可是袁崇焕此时身为辽东巡抚，所辖仅有宁锦七万兵，即使倾巢而出取沈阳，也无胜算。更何况朝鲜的战事在正月二十六日阿敏攻克平壤后就已经基本结束，之后阿敏部队留驻朝鲜只是为了威吓朝鲜以便在定盟时多捞些好处罢了。袁崇焕接到朝鲜命令出兵的时候就已经是三月，此时出兵对朝鲜战事已经无济于事，而且随时存在被阿敏部队回师前后夹击的危险。事实上，如果朝廷真的下定决心，从蓟镇和山海关调集大军集结到锦州，并协同蒙古察哈尔部一起兵发沈阳的话，对于近半数军队在外的后金来说，还是存在一定威胁的。但由于毛文龙虚报敌情，谎报征朝军有八万之众；又为了尽快减除自己的危机，谎报沈阳留守兵力不到一万（到四月更谎报皇太极将留守兵力还派出部分增援朝鲜），让朝廷误判敌情，以为仅宁锦的兵力就足够犁庭捣穴，根本没有给袁崇焕配备能够威胁后金的军力。而且，即使三月份袁崇焕在接到朝廷旨意后立即全军出击沈阳，朝鲜和东江也早就在一个月前被打垮了，根本于事无补，唯一可能的结果是，袁崇焕的军队由于毛文龙的谎报久攻沈阳不下，以致于被回师的阿敏前后夹击。
天启七年四月，也是“丁卯之役”战况正激之时，蓟辽总督阎鸣泰上奏折，称颂魏忠贤的功德，并要求在宁远、前屯两地为魏忠贤修建生祠，作为下属的袁崇焕也只得联名上奏。《大明熹宗实录》记载“蓟辽总督阎鸣泰巡抚袁崇焕疏送魏忠贤生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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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14-01-02
袁崇焕被认为汉奸的事情主要有如下几件：
一、牺牲觉华岛换来的“胜利”
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在后金粮食紧缺陷于困境之时，袁崇焕抗命不遵，执意不将觉华岛上的大批粮食、物资、辎重、船只撤往后方安全地区，而且还将岛上军民滞留在危险的地方不管不顾，自己龟缩于宁远城内，连事先将觉华岛军民撤入城中的动作都没有，最终导致了觉华岛上数万军民被屠杀，粮食、物资、辎重、船只被洗劫、焚毁一空。而实际上袁大人是早就接到了后金入侵的谍报，所以他有意放弃觉华岛的举措非常可疑。实质上整个过程中是袁大人“丧军无算，掩败为功”。
二、面对空虚的沈阳拒不策应友军和盟友
后金为了打破明朝对其经济和军事封锁圈，攻击朝鲜之时，袁大人再次抗命不遵，在沈阳空虚的情况下，执意不援救朝鲜，拒绝策应东江镇，按兵不动实施“观望养敌”，在朝廷连续两次催促下才敷衍了事，不仅让后金使朝鲜向其屈服，还导致了地处“明、金”中间的蒙古部落对明朝失望和寒心，为最终投靠后金埋下了伏笔，还让东江镇蒙受了损失，失去了朝鲜的提供屯田土地，并被断绝了朝鲜提供的军械和粮饷，使东江镇安置流民、出击后金失去了绝大部分后勤给养，而这些费用将来得由明朝朝廷来承担，给当时已经很拮据的明朝财政带来了巨大的负担，且离散了明朝的盟友，又让后金获得了拓展空间。袁大人一意孤行的态度和造成的恶劣影响是十分可疑的。
三、离奇缓慢的修城进度
为了“尽快”将城池修筑完成是袁大人放弃策应友军和盟友的理由，可他的“进度”却跟不上他自己说大话的速度。东江镇和朝鲜遭受攻击是从天启七年（1627年）正月到四月，在此之前袁大人就开始修筑大凌河和右屯卫，又过了两三个月，当后金来袭击袁大人的城池时右屯和大凌河城池竟然还没有修完……若从后金袭击东江镇和朝鲜算起，都足足有半年有余的时间，若从宁远之战之后算，时间可长了得不得了。
从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后金围攻宁远、焚毁觉华岛算起，到来年正月，整整一年时间，期间后金并没有南侵。天启六年（1626年）四月后金曾征讨过一次蒙古，之后因为毛文龙抄袭鞍山而折回，努尔哈赤于同年八月十一日死，死前还被毛文龙在沈阳周遍和萨尔浒追杀过。努尔哈赤死后后金内部为争夺汗位而耗了几个月时间，期间后金没有精力对外作战，次年正月（1627年）侵略朝鲜，并没有对袁大人这边有什么动作，而且此时袁大人还在和后金“议和”，所以他修城池的时间应该很充分，前后加起来足有一年半之多，但当后金进攻时他却还没有修完。
后金军先轻取明军修筑未完的大凌河、右屯卫两城，在攻宁远之时候又占领了塔山等地，撤退之时一并毁之。袁崇焕虽然守住了“宁、锦”，但他用“议和”拖延时间争取修筑的城池几乎都报废了，且还牺牲朝鲜和东江镇。袁崇焕所谓“敌知，则三城已完，战守又在关门四百里外，金汤益固矣”化为了泡影；袁崇焕所谓：“倘城不完而敌至，势必撤还，是弃垂成功也”倒是成为了现实，而“故乘敌有事江东，姑以和之说缓之”成为了一大败笔，皇太极根本没有议和的诚意，反倒是先把袁大人的兵给“缓了”，攻打东江、朝鲜后马上就来袭击锦州、宁远。袁大人离奇缓慢的修城进度使他牺牲了东江镇和朝鲜换来的时间，也没有能将城池修筑完成，这跟他之前拒绝策应盟友和友军联系起来，不禁让人怀疑他以修城池而不策应的真实动机。
四、刻意将明军引入死地
袁崇焕因为“宁锦大战”时不救锦州而遭非议，“暮气难鼓”而辞，其职务由关内的王之臣接任。此时，总督蓟辽的阎鸣泰上疏要求放弃了锦州，而且朝廷中也不少人反对设“宁锦防线”。与此同时，明朝前线将领也对守锦州提出异议，驻守该地的总兵尤世禄称锦州“城池遭雨崩颓，万不可居”（《三朝辽事实录》卷17）要求撤往杏山。驻塔山守将认为塔山不是可守之地，想要“移置别所”
（《三朝辽事实录》卷17）。兵部侍郎霍维华虽然认为锦城不能轻易放弃，根据众将的异议他也不能不总结为：“贼至，则坚壁清野以待。”
在诸多提出放弃锦州的意见中，总督蓟辽的阎鸣泰上疏的力度最强硬，用辞也最为严厉说：“锦州遐僻奥区，原非扼要之地。当日议修已属失策，顷以区区弹丸几致挠动乾坤半壁，虽幸无事，然亦岌岌乎殆矣。窃意今日锦州止可悬为虚著，慎弗狃为实著，止可设为活局，慎弗泥为死局。”《天启七年七月实录》。
其实众多的将领和大臣都认为锦州不可守主要是因为锦州的特殊地形。锦州地处小凌河和大凌河之间，由宁远至锦州时又必须经过塔山、松山、杏山才能到小凌河，如果任何一处被制约，那锦州就和后方断绝联系了，袁崇焕在“宁锦大战”时无法有效增援赵率教，洪承畴在“松锦大战”时救援不了祖大寿都是因为这个地理缺陷。解放战争期间蒋委员长的海陆空绝对优势也在塔山受阻，最终无法增援锦州而吃了败仗。可见锦州实在太不容易增援了，一旦被围困则无法救援，“宁锦大战”时若非毛帅攻打后金重镇辽阳，皇太极是不会那么快撤军的，后来“松锦大战”中明朝军队的失败将提前上演。所以当时的督臣阎鸣泰在评价“宁锦大战”时曰：“虽幸无事，然亦岌岌乎殆矣”，而他主张“锦州止可悬为虚著，慎弗狃为实著，止可设为活局，慎弗泥为死局”。他的断言完全预见到了今后两位将锦州“慎弗狃为实著”最终沦为“死局”之人物的结果，他们分别是袁崇焕、洪承畴~！
在明朝将领和大臣们经过广泛而慎重的讨论，并认真而深刻的总结实战教训以后，锦州守到次年二月终于放弃。应该说此时王之臣放弃锦州而守宁远，既遵从了阎鸣泰的意见，又回到了孙承宗四年成功守辽的路子上。
到了崇祯元年三月，明军已放弃完全锦州、塔山、杏山一带。该年五月十一日，皇太极派阿巴泰、岳托等率兵三千，破坏了锦州、高桥、杏山三城，并毁掉十三山以东台站三十一处，《满文老档》太宗朝第10册记录了这一事件。另有《清太宗本纪》记载：“五月辛未，明人弃锦州。贝勒阿巴泰等率兵三千略其地，隳锦州、杏山、高桥三城，毁十三站以东墩台二十一。”
从后金占领锦州也放弃的举动来看，为了攻打锦州付出了沉重代价的皇太极其实根本不想要锦州，他攻打锦州的目的不过是为了消灭明朝军队和劫掠城池里的粮食而已，这足以说明锦州并不是什么“扼要之地”，阎鸣泰的断言成为了现实。
“宁锦大战”之前，袁崇焕为了锦州这个“非扼要之地”空耗国家财力、牺牲戍边将士，且放弃策应而导致友军重大损失、盟友向敌人妥协已经是罪大恶极了，而袁大人重新上任之时却以“且守且战，且筑且屯”的“守为正著”则可“五年平辽”之荒谬说辞哄骗崇祯，在明朝军队主动放弃锦州回归正确选择以后，又一次在重新在锦州大兴土木，耗费国家极为有限的财力、物力，用银子堆砌锦州这个巨坑，最终导致了“松锦大战”明军在锦州被围点打援的全面失败。袁大人的所作所为是非常值得怀疑的汉奸行为。
五、有意削弱危险的蓟门
天启七年（1627年）林丹汗西迁,召城大战后蓟门外的蒙古部落朵颜束不的部投降后金。崇祯元年（1628年）九月明朝曾作过一次努力拉拢朵颜三十六家但失败了。此时，蓟门外就显得形势就紧张起来了，于是朝中许多大臣都提出蓟门防务紧要，必须切实加强。
可袁大人却在此时调动兵力充实关外，丝毫没有加强蓟镇的意思。《崇祯长编》中有这样的记录：“关内兵五万五千三百四十五员名，关外七万八千三百四十员名。”但到了十二月，关内关外的兵力“关外官兵七万一千余员名，关内官兵四万二百余员名”。所谓“关内”就是蓟镇，所谓“关外”就是辽东镇，蓟、辽设督师就是总领两镇。关内兵减少就是抽调了蓟镇兵力一万多到辽东镇，辽东镇的兵没有增加反而略有减少是因为当时关外已经在搞“清汰”，把老弱的兵卒淘汰掉用关内的精锐来充实，所以没有形成大量“减额”。这个“汰兵减额”的方略是袁大人提出来的，《崇祯实录》中有记载：“冬十月己丑，召廷臣於文华殿，以锦州军哗、袁崇焕请饷疏示；阁臣求允发。上责户部尚书毕自严；又曰：‘崇焕前云汰兵减额，今何仍也’？王在晋曰：‘减汰，当自来岁始’。”由《崇祯实录》的内容可以看出，当时蓟镇的汰兵是袁大人力导的，而且袁大人提前调动了兵力，以蓟镇的精锐充实关外宁锦防线。
事实上若袁大人不大兴土木修建锦州，并增加锦州的驻军，明朝是有时间和财力提高蓟镇防御能力的。而袁大人作为蓟、辽两镇的督师不思增加蓟镇的兵力，却选择了临时抽调宁锦的守军以“增戍关门”的方式“往备顺天”是极其不负责任的表现，完全是敷衍的态度，当皇太极真的从遵化入塞之时，在山海关的赵率教仅能带上三五千人去增援，足以说明袁大人这种部署的虚伪。
许多人讨论蓟镇是否属于袁大人直接统辖的问题，其实并不重要，朝廷不是不知道蓟镇薄弱，但兵员和粮饷都优先满足袁大人的锦州了，想加强蓟镇也没有办法，在朝廷资源极为有限的情况下，执行袁大人方略必然导致“厚”锦州而“薄”蓟镇，有了这样的倾斜朝廷上上下下自然有许多人都提出蓟镇应该加强。
但袁大人不是调整方略，而是上疏和危险的蓟镇脱离关系，袁大督师上奏崇祯，曰：“若顺天等处，则听督抚为政，臣不敢越俎而议者也。”
是很卑劣的做法，他的不负责任最终才导致了蓟镇被突破，应该说袁大人“厚”锦州而“薄”蓟镇的方略是一个非常离谱的败笔。
若袁大人不修建众人都反对而之前刚刚放弃且后金占了也不想要的锦州，明朝没有任何理由不加强蓟镇的防御，蓟镇的防御也没有任何理由被削弱，而修锦州以后明朝有限的财力和兵力都耗在锦州了，蓟门自然空虚了。
六、不惜一切的以粮资寇
天启七年（1627年）林丹汗西迁,召城大战后朵颜束不的部就正式降后金。在袁大人督师蓟、辽时已经是崇祯元年（1628年）了，该年崇祯曾作过一次努力拉拢朵颜三十六家，这是崇祯元年九月的事情，但后来失败了。袁大人在次年，崇祯二年（1629年）三月，又提出要给喀喇沁部开马市，要用粮食接济朵颜束不的部，这完全是以粮资寇。
崇祯在袁大人上奏要开马市后认为这是以粮资寇，于是连发诏书斥责曰：“据报西夷市买货物，明是接应东夷，藉寇资盗，岂容听许？”
袁大人抗辩提到蓟门防御但重点却是开马市，袁大人的核心意思是若不开马市“万一夷（喀喇沁）为向导，通奴入犯，祸有不可知者。”同时，袁大人还保证他接济的这些蒙古部落“断不敢诱奴入犯蓟辽”。但崇祯驳回袁大人的上疏，崇祯强调：“西夷通奴，讥防紧要。奏内各夷市买布帛于东，明是接应，何以制奴？着该督抚严行禁止。”可袁大人还是置若罔闻。后来崇祯勉强同意，但告戒袁大人只能以口粮形式接济，不饿死就行了，而且抚赏和剿灭相结合，如果有什么异常直接扑杀掉，而袁大人始终认为他抚赏的蒙古部落“断不敢诱奴入犯蓟辽”，均以抚赏和接济。而不幸的是蓟门外的喀刺泌部不仅为皇太极入塞带路，并且为其筹备粮草。
《明史记事本末补遗》中记载了翰林院编修陈仁锡在宁远的见闻，其中提到朵颜束不的部派出两千人的队伍来宁远买粮食，其中还有四百满人谍哨——“建洲哨在束不的部内计四百余人，不将弓矢”，这不是为后金买粮食还能干什么？这在当时的辽东已经是世人皆知了，陈仁锡提到当时的士绅“宁远武进士王振远、陈国威”等都知道此事，并且要求乘之“卒不及备，可夜掩而杀之”，可此时的袁大人不顾崇祯的斥责，明目张胆的在宁远卖粮食给后金，这是多么恶劣的汉奸行径。谈迁的《国榷》也有如下记载：“朵颜三卫及建虏大饥，三卫夷半入于建虏，束不的求督帅开粜于前屯之南台堡，互市貂参。边臣俱不可，独崇焕许之。盖束不的为建虏积谷，谋犯蓟西，虽有谍报，崇焕不为信。”
综上所述，可以说袁大人是顶着崇祯连续两次驳斥，对所有边臣的反对置若罔闻，还压制要求剿灭为后金采办粮食的谍哨之意见，一意孤行为饥荒中的后金置办粮食，完全不惜一切的以粮资寇，是非常可疑的汉奸行为。
七、断绝东江镇的给养以“配合”后金蚕食明在辽南、辽东的控制区
袁大人申请将东江镇的军饷、粮饷由他来发送，崇祯予以同意，于是袁大人拿到了东江镇的给养，但袁大人非但没有及时拨发给东江镇，反而下令渤海各港口，不得发一舟一船往东江，不得售一米一鱼与东江。与此同时，皇太极发兵猛攻东江镇，到崇祯二年，东江镇在辽南、辽东领土几乎全部丧失，至四月，东江原本在辽东、辽南的数十堡只保有海州、横山、镇江、盖州。
在断绝东江镇的给养以“配合”后金蚕食明在辽南、辽东的控制区后，同年六月，袁大人斩毛帅于双岛。当时一共罗列了十二条罪名，其中最后一条名是：“开镇八年，不能复寸土，观望养敌，十二当斩”，这简直颠倒黑白到极点了，就东江镇现占据的堡和岛不说，这个东江镇原本就是毛帅带领两百余个家丁白手起家的，这个“镇”都是从无到有的，怎么能叫“不能复寸土”？袁大人在崇祯二年三月把粮食用来“资寇”、“养敌”，而转过脸来却把整个东江镇饿得“人皆菜色”，在友军遭受攻击之时袁大人采取“观望”态度，可最后居然还以“观望养敌”的罪名污蔑东江镇，袁大人这种“厚”敌人而“薄”友军、颠倒黑白的汉奸行为显得十分的诡异和可疑。
八、擅杀毛帅而为后金解除西征的后顾之忧
早在广宁失陷以前的1621年，正在练兵的游击毛文龙就受王化贞、熊廷弼派遣深入敌后，联络辽民，以牵制和分散后金的兵力，当时他仅率家丁、军士二百余人，按照许多网友的说法真比李云龙还不如，可后来毛文龙就是用这个班底在敌后策动了声势浩大、风起云涌的反抗运动，被后金视作心腹大患，他所创建的东江镇巍然屹立于敌后，成了牵制后金远途作战的一颗钉子，长期制约着后金南侵的步伐。
天启二年（1622年）八月，毛文龙攻克樱桃涡、涡站。
天启二年（1622年）九月，毛文龙的部队攻克满浦、昌城。
天启二年（1622年）十月，毛文龙部攻克永宁等堡。
天启二年（1622年）十月，毛文龙与后金军在凉马佃大战，双方都付出了重大伤亡。
天启三年（1623年）春，后金反攻旅顺毛文龙部被击溃。
天启三年（1623年）毛文龙不断派人深入后金，进行“煽惑”，致使大批辽民“叛去”，投向明朝。后金的许多贝勒大臣都认为：“毛文龙之患，当速灭耳！文龙一日不灭，则奸叛一日不息，良民一日不宁。”
天启四年（1624年）四月，毛文龙沿鸭绿江秘密北上，进入长白山区，在高岭、沙松牌大战中大败后金，后金仅军官就有16人被俘。
天启四年（1624年）七月，毛文龙又于把骨寨、骨皮宏、分水岭三场大战，三战三胜。
天启五年（1625年），海州（辽宁海城）所属张屯的汉人秘密联络明将毛文龙派兵，袭击本屯的满人（《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4，8页），同时在这一年，镇江、凤城、岫岩、长岛、双山、平顶山、海州、鞍山、首山、彰义等十余处掀起了反抗后金的武装斗争。
天启六年（1626年）努尔哈赤攻宁远时毛文龙袭击永宁，后金被迫回师。
天启六年（1626年）宁远之战后努儿哈赤于四月亲率大军征蒙古喀尔喀，毛文龙随即进攻鞍山，因后方吃紧努尔哈赤被迫回师。
天启七年（1627年）正月至四月，后金以空虚沈阳为代价精锐尽出，以重兵对毛文龙的东江镇和朝鲜发动了“丁卯之役”，毛文龙奋起反抗在铁山、瓶山、昌城、鸭绿江取得的“五战而五胜”，但终因袁大人两次抗命、拒绝策应、最终敷衍了事而贻误了抄袭沈阳的战机，致使关宁军在四个月的时间里未能有效策应朝鲜和东江镇，导致朝鲜和后金结为“兄弟之盟”，毛帅被朝鲜驱逐而退守皮岛。
天启七年（1627年）六月，皇太极攻“宁、锦”时毛文龙袭击昌城、辽阳，迫使了后金再次回师。袁大人在“宁锦大战”以后还特为毛帅请功：“孰知毛文龙径袭辽阳，旋兵相应，使非毛帅捣虚，锦宁又受敌矣！毛帅虽被创兵折，然数年牵制之功，此为最烈！”
（《三朝辽事实录》卷十八，天启七年八月，辽东巡抚袁崇焕奏言；《两朝从信录》卷三十一，天启七年八月，辽东巡抚袁崇焕上言。）
毛文龙象一颗钉子死死的牵制住后金的尾巴，致使其不能远距离、长时间的在外作战，后金数次想根除毛文龙都没有成功，但他却死在了袁大人的手里，让后金能远征林丹汗以及绕道千里长期袭扰关内。以前，每次后金主力出动毛文龙都会率领东江镇乘势出击捣其后方，一旦没有了东江镇这个牵制，后金则可长途奔袭，进行远距离长期的在外作战。所以，皇太极在毛帅于崇祯二年（1629年）六月五日于双岛被杀的七天以后，即可宣布“整旅西征”，并且让蓟门外的蒙古部落马上赶造船只，准备用其在老哈河转运粮食随大军沿河入塞，这个部署在六月之前还没有，而这即是将入塞的地点确定为蓟门的标志。
袁大人先削弱蓟镇的兵力，把重兵放在锦州使关内兵力空虚，再开马市为后金南侵准备好粮草，最后杀了毛帅毁了东江镇解决了后金的后顾之忧，这一系列举措亲手促成了后金首次从蓟门入塞，将他自己苦心经营的“宁锦防线”彻底的变成了一条名副其实的“马其诺防线”。而后金不仅于崇祯二年（1629年）绕道蒙古入塞，而后还有1634年、1636年、1638年、1642年四次绕道蒙古入塞，而这其中最具决定性的因素是毛帅被戮、东江瓦解，这种自毁长城的汉奸行为非常值得怀疑。
九、蓟西防御战中不可思议的失败
崇祯二年（1629年）十月二十七日，皇太极由遵化附近入塞。次日，山海关得警赵率教驰援遵化，但由于袁大人对皇太极的举动丝毫没有准备，且有故意防空蓟门之嫌，所以山海关的兵力并不多，赵率教只带领了三五千人赶赴遵化。
十一月初二至袁大人才从宁远赶到前屯营，得报后金已经在围攻遵化了。十一月初四，袁大人率兵到山海关，此时赵率教战死于三屯营。十一月初五，袁崇焕率军入蓟，并以周文郁为掌旗官，周文郁曾是孙承宗身边的人，他以第一人称“余”所写《辽西入卫纪事》是描述“己巳之变”的一篇纪实，其中有许多第一手资料，通过里面的记录能印证一些关键问题。十一月初六，袁大人到了永平，此时遵化已于十一月初三陷落，由袁大人之“汰兵方略”裁撤下来的汰兵打开城门，巡抚王元雅死。袁大人于榛子镇接到崇祯圣旨，得调度指挥各镇援兵之权，这个情节也很重要，为蓟辽总督刘策洗清了不小的冤情，因为后来的解读多说刘策不会用兵，才导致蓟西失守且还冤枉了袁大人……
十一月初九，袁大人到了蓟州顺天府。十一月初十，袁大人上疏崇祯，曰：“入蓟州稍息士马，细侦形势，严备拨哨，力为奋截，必不令敌越蓟西”。（《明实录》十一月丙申）其中这个“必不令敌越蓟西”是袁大人继“五年平辽”、“断不敢诱奴入犯蓟辽”后又一经典……
袁大人上疏后便开始部署蓟州防御。此时，蓟辽总督刘策和各路兵马汇集蓟州。蓟辽总督刘策驻地是在密云，昌平总兵尤世威原来是驻守昌平的，十一月初九，刘策率军援守蓟州，尤世威而防通州蓟州两地之间。但袁大人却将兵力分散布防于蓟西各地，他令刘策回守密云，命尤世威回防昌平，许多史料都记载了袁大人这个部署：
“保定总督刘策兵亦至，令其守密云。”崇祯二年十一月已丑《怀宗实录》
“保定总督刘策兵亦至，令还守密云。”崇祯二年十一月已丑《崇祯实录》
“令刘策着还镇，调度诸将，分信防守密云。”《崇祯长编》
朝野对袁崇焕战守布置非议甚多，孙承宗更指出集中兵力紧守蓟州三河一线为要务，否则敌人越蓟州三河则可直扑北京。事实证明，由于保定兵和昌平兵的远去，蓟州防备兵力严重不足，连起码的侦防也做不到，结果皇太极轻易越过蓟州直趋北京，袁大人直到十一月初十四才发觉方提兵追赶，被朝庭寄与厚望的蓟西防线竟不经一战便完全失效。
袁大人的掌旗官周文郁所写的《辽西入卫纪事》中提到了此事：
“十三日，侵晨，报奴全军过石门驿，公令马步兵尽出城外列营。营甫定，有奴骑二百余，分四队扎我军之东南，相持两时，并不件贼大兵。公令我发炮，贼闻炮即四队排为一字，忽退去。竟日无一骑复至，使我欲战而无可战。
十四日，乃探奴大队潜越蓟西矣，公即督辽将士西追……”
需要强调的是这个防御战是袁大人豪言壮语下开打的，而地形又对袁大人有利。蓟州，古属幽燕，亦称渔阳，历史悠久，上溯周商：燕山北靠，渤海南望，地“扼东北入京之要冲，控中原与坝上之险塞”，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有“畿东锁钥”之称。蓟县西有盘山、南有湖泊、东北方向有九龙山和八仙山，因为这么多天堑中留出的通道如同一道往来必经的门户而故称蓟门，自古设置兵镇和关城，是北京东北的要冲。可袁大人在这个地方都没有堵住后金军，而且是不战就任其越过，自己第二天才发现，那可真叫“无能”啊，难怪后金鞑子喜欢这样的“英雄”了……
袁大人自己保证“必不令敌越蓟西”而又分散明朝已经聚集的兵力，导致后金军不战而“潜越蓟西”，浪费了这么一个决好的堵截机会，让后金军顺利的直扑北京而去，这确实十分值得怀疑。
总结：
在了解了袁大人如此众多的疑似汉奸的作为以后，我们不禁要怀疑，袁大人到底居心何在？若袁大人是汉奸那一切都有了合理的解释；若袁大人不是汉奸，那他在怀揣一颗“忠君报国”的“赤子之心”时还干下了这么多汉奸勾当，那他可真算得上是天字第一号的蠢材，这几乎是不太可能的事……
但在事实面前，虽然我们有理由怀疑袁大人有可能是汉奸，虽然他要愚蠢到几乎不可能的地步简直匪夷所思，但经过客观冷静的分析他应该不是汉奸，而确实是一个难得的蠢材。
在刚才我们分析大汉奸刘爱塔的时候，他在那封被错归为毛帅与后金通书的信函中：“遂以毛总兵官蓄意叛逆，即密告袁都司杀之。”一语证明了袁大人不是汉奸，否则何苦用奸细去诬告毛帅？所以，在客观冷静的思考以后，应该得出袁大人只不过是一蠢材而已，并非汉奸的结论。
这个虚构的“冤案”就是要说明朝是个“黑暗腐朽”的王朝，所以才出了“冤枉”袁大人的“冤案”，满清御用文人为此还不惜捏造“反间计”来显示真有“冤情”，而实际上袁大人的每一条罪名都是真切成立的。袁大人被凌迟的罪名在《崇祯长编》里记载得很详细：“谕以袁崇焕付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纵敌长驱，顿兵不战，援兵四集，尽行遣散，及兵薄城下，又潜携喇嘛，坚请入城，种种罪恶。命刑部会官磔示，依律家属十六以上处斩，十五岁以下给功臣家为奴。今止流其妻妾，子女及同产兄弟于二千里外，余俱释不问。”（《崇祯长编》卷三十七，崇祯三年八月癸亥，汪楫本）
其中把袁大人出关以后为后金张罗的一切都包括进去了，但就是没有“通敌”、“谋叛”等字样，丝毫没有提及那个虚构的“反间计”足以说明那个“反间计”是满清御用文人胡诌的。
明朝是一个胸襟开阔的帝国，有着远大的志向和惊人的成就，是中华文明的正朔，所以才有那么多满清御用文人用各种卑劣的手段予以诋毁，以达他们标榜满清才是天命所归的目的。
袁大人是不是汉奸，但他那子虚乌有的“冤案”和“光环”却是别有用心之人用来诋毁中华文明正朔的一块砖头，挺袁的人，想想你们到底是在干什么？把这样一个满清御用文人用伪史和谎言装点出来的人作为中华民族的“英雄”来推崇实质上是对整个民族的亵渎和挑衅~！
一、牺牲觉华岛换来的“胜利”
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在后金粮食紧缺陷于困境之时，袁崇焕抗命不遵，执意不将觉华岛上的大批粮食、物资、辎重、船只撤往后方安全地区，而且还将岛上军民滞留在危险的地方不管不顾，自己龟缩于宁远城内，连事先将觉华岛军民撤入城中的动作都没有，最终导致了觉华岛上数万军民被屠杀，粮食、物资、辎重、船只被洗劫、焚毁一空。而实际上袁大人是早就接到了后金入侵的谍报，所以他有意放弃觉华岛的举措非常可疑。实质上整个过程中是袁大人“丧军无算，掩败为功”。
二、面对空虚的沈阳拒不策应友军和盟友
后金为了打破明朝对其经济和军事封锁圈，攻击朝鲜之时，袁大人再次抗命不遵，在沈阳空虚的情况下，执意不援救朝鲜，拒绝策应东江镇，按兵不动实施“观望养敌”，在朝廷连续两次催促下才敷衍了事，不仅让后金使朝鲜向其屈服，还导致了地处“明、金”中间的蒙古部落对明朝失望和寒心，为最终投靠后金埋下了伏笔，还让东江镇蒙受了损失，失去了朝鲜的提供屯田土地，并被断绝了朝鲜提供的军械和粮饷，使东江镇安置流民、出击后金失去了绝大部分后勤给养，而这些费用将来得由明朝朝廷来承担，给当时已经很拮据的明朝财政带来了巨大的负担，且离散了明朝的盟友，又让后金获得了拓展空间。袁大人一意孤行的态度和造成的恶劣影响是十分可疑的。
三、离奇缓慢的修城进度
为了“尽快”将城池修筑完成是袁大人放弃策应友军和盟友的理由，可他的“进度”却跟不上他自己说大话的速度。东江镇和朝鲜遭受攻击是从天启七年（1627年）正月到四月，在此之前袁大人就开始修筑大凌河和右屯卫，又过了两三个月，当后金来袭击袁大人的城池时右屯和大凌河城池竟然还没有修完……若从后金袭击东江镇和朝鲜算起，都足足有半年有余的时间，若从宁远之战之后算，时间可长了得不得了。
从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后金围攻宁远、焚毁觉华岛算起，到来年正月，整整一年时间，期间后金并没有南侵。天启六年（1626年）四月后金曾征讨过一次蒙古，之后因为毛文龙抄袭鞍山而折回，努尔哈赤于同年八月十一日死，死前还被毛文龙在沈阳周遍和萨尔浒追杀过。努尔哈赤死后后金内部为争夺汗位而耗了几个月时间，期间后金没有精力对外作战，次年正月（1627年）侵略朝鲜，并没有对袁大人这边有什么动作，而且此时袁大人还在和后金“议和”，所以他修城池的时间应该很充分，前后加起来足有一年半之多，但当后金进攻时他却还没有修完。
后金军先轻取明军修筑未完的大凌河、右屯卫两城，在攻宁远之时候又占领了塔山等地，撤退之时一并毁之。袁崇焕虽然守住了“宁、锦”，但他用“议和”拖延时间争取修筑的城池几乎都报废了，且还牺牲朝鲜和东江镇。袁崇焕所谓“敌知，则三城已完，战守又在关门四百里外，金汤益固矣”化为了泡影；袁崇焕所谓：“倘城不完而敌至，势必撤还，是弃垂成功也”倒是成为了现实，而“故乘敌有事江东，姑以和之说缓之”成为了一大败笔，皇太极根本没有议和的诚意，反倒是先把袁大人的兵给“缓了”，攻打东江、朝鲜后马上就来袭击锦州、宁远。袁大人离奇缓慢的修城进度使他牺牲了东江镇和朝鲜换来的时间，也没有能将城池修筑完成，这跟他之前拒绝策应盟友和友军联系起来，不禁让人怀疑他以修城池而不策应的真实动机。
四、刻意将明军引入死地
袁崇焕因为“宁锦大战”时不救锦州而遭非议，“暮气难鼓”而辞，其职务由关内的王之臣接任。此时，总督蓟辽的阎鸣泰上疏要求放弃了锦州，而且朝廷中也不少人反对设“宁锦防线”。与此同时，明朝前线将领也对守锦州提出异议，驻守该地的总兵尤世禄称锦州“城池遭雨崩颓，万不可居”（《三朝辽事实录》卷17）要求撤往杏山。驻塔山守将认为塔山不是可守之地，想要“移置别所”
（《三朝辽事实录》卷17）。兵部侍郎霍维华虽然认为锦城不能轻易放弃，根据众将的异议他也不能不总结为：“贼至，则坚壁清野以待。”
在诸多提出放弃锦州的意见中，总督蓟辽的阎鸣泰上疏的力度最强硬，用辞也最为严厉说：“锦州遐僻奥区，原非扼要之地。当日议修已属失策，顷以区区弹丸几致挠动乾坤半壁，虽幸无事，然亦岌岌乎殆矣。窃意今日锦州止可悬为虚著，慎弗狃为实著，止可设为活局，慎弗泥为死局。”《天启七年七月实录》。
其实众多的将领和大臣都认为锦州不可守主要是因为锦州的特殊地形。锦州地处小凌河和大凌河之间，由宁远至锦州时又必须经过塔山、松山、杏山才能到小凌河，如果任何一处被制约，那锦州就和后方断绝联系了，袁崇焕在“宁锦大战”时无法有效增援赵率教，洪承畴在“松锦大战”时救援不了祖大寿都是因为这个地理缺陷。解放战争期间蒋委员长的海陆空绝对优势也在塔山受阻，最终无法增援锦州而吃了败仗。可见锦州实在太不容易增援了，一旦被围困则无法救援，“宁锦大战”时若非毛帅攻打后金重镇辽阳，皇太极是不会那么快撤军的，后来“松锦大战”中明朝军队的失败将提前上演。所以当时的督臣阎鸣泰在评价“宁锦大战”时曰：“虽幸无事，然亦岌岌乎殆矣”，而他主张“锦州止可悬为虚著，慎弗狃为实著，止可设为活局，慎弗泥为死局”。他的断言完全预见到了今后两位将锦州“慎弗狃为实著”最终沦为“死局”之人物的结果，他们分别是袁崇焕、洪承畴~！
在明朝将领和大臣们经过广泛而慎重的讨论，并认真而深刻的总结实战教训以后，锦州守到次年二月终于放弃。应该说此时王之臣放弃锦州而守宁远，既遵从了阎鸣泰的意见，又回到了孙承宗四年成功守辽的路子上。
到了崇祯元年三月，明军已放弃完全锦州、塔山、杏山一带。该年五月十一日，皇太极派阿巴泰、岳托等率兵三千，破坏了锦州、高桥、杏山三城，并毁掉十三山以东台站三十一处，《满文老档》太宗朝第10册记录了这一事件。另有《清太宗本纪》记载：“五月辛未，明人弃锦州。贝勒阿巴泰等率兵三千略其地，隳锦州、杏山、高桥三城，毁十三站以东墩台二十一。”
从后金占领锦州也放弃的举动来看，为了攻打锦州付出了沉重代价的皇太极其实根本不想要锦州，他攻打锦州的目的不过是为了消灭明朝军队和劫掠城池里的粮食而已，这足以说明锦州并不是什么“扼要之地”，阎鸣泰的断言成为了现实。
“宁锦大战”之前，袁崇焕为了锦州这个“非扼要之地”空耗国家财力、牺牲戍边将士，且放弃策应而导致友军重大损失、盟友向敌人妥协已经是罪大恶极了，而袁大人重新上任之时却以“且守且战，且筑且屯”的“守为正著”则可“五年平辽”之荒谬说辞哄骗崇祯，在明朝军队主动放弃锦州回归正确选择以后，又一次在重新在锦州大兴土木，耗费国家极为有限的财力、物力，用银子堆砌锦州这个巨坑，最终导致了“松锦大战”明军在锦州被围点打援的全面失败。袁大人的所作所为是非常值得怀疑的汉奸行为。
五、有意削弱危险的蓟门
天启七年（1627年）林丹汗西迁,召城大战后蓟门外的蒙古部落朵颜束不的部投降后金。崇祯元年（1628年）九月明朝曾作过一次努力拉拢朵颜三十六家但失败了。此时，蓟门外就显得形势就紧张起来了，于是朝中许多大臣都提出蓟门防务紧要，必须切实加强。
可袁大人却在此时调动兵力充实关外，丝毫没有加强蓟镇的意思。《崇祯长编》中有这样的记录：“关内兵五万五千三百四十五员名，关外七万八千三百四十员名。”但到了十二月，关内关外的兵力“关外官兵七万一千余员名，关内官兵四万二百余员名”。所谓“关内”就是蓟镇，所谓“关外”就是辽东镇，蓟、辽设督师就是总领两镇。关内兵减少就是抽调了蓟镇兵力一万多到辽东镇，辽东镇的兵没有增加反而略有减少是因为当时关外已经在搞“清汰”，把老弱的兵卒淘汰掉用关内的精锐来充实，所以没有形成大量“减额”。这个“汰兵减额”的方略是袁大人提出来的，《崇祯实录》中有记载：“冬十月己丑，召廷臣於文华殿，以锦州军哗、袁崇焕请饷疏示；阁臣求允发。上责户部尚书毕自严；又曰：‘崇焕前云汰兵减额，今何仍也’？王在晋曰：‘减汰，当自来岁始’。”由《崇祯实录》的内容可以看出，当时蓟镇的汰兵是袁大人力导的，而且袁大人提前调动了兵力，以蓟镇的精锐充实关外宁锦防线。
事实上若袁大人不大兴土木修建锦州，并增加锦州的驻军，明朝是有时间和财力提高蓟镇防御能力的。而袁大人作为蓟、辽两镇的督师不思增加蓟镇的兵力，却选择了临时抽调宁锦的守军以“增戍关门”的方式“往备顺天”是极其不负责任的表现，完全是敷衍的态度，当皇太极真的从遵化入塞之时，在山海关的赵率教仅能带上三五千人去增援，足以说明袁大人这种部署的虚伪。
许多人讨论蓟镇是否属于袁大人直接统辖的问题，其实并不重要，朝廷不是不知道蓟镇薄弱，但兵员和粮饷都优先满足袁大人的锦州了，想加强蓟镇也没有办法，在朝廷资源极为有限的情况下，执行袁大人方略必然导致“厚”锦州而“薄”蓟镇，有了这样的倾斜朝廷上上下下自然有许多人都提出蓟镇应该加强。
但袁大人不是调整方略，而是上疏和危险的蓟镇脱离关系，袁大督师上奏崇祯，曰：“若顺天等处，则听督抚为政，臣不敢越俎而议者也。”
是很卑劣的做法，他的不负责任最终才导致了蓟镇被突破，应该说袁大人“厚”锦州而“薄”蓟镇的方略是一个非常离谱的败笔。
若袁大人不修建众人都反对而之前刚刚放弃且后金占了也不想要的锦州，明朝没有任何理由不加强蓟镇的防御，蓟镇的防御也没有任何理由被削弱，而修锦州以后明朝有限的财力和兵力都耗在锦州了，蓟门自然空虚了。
六、不惜一切的以粮资寇
天启七年（1627年）林丹汗西迁,召城大战后朵颜束不的部就正式降后金。在袁大人督师蓟、辽时已经是崇祯元年（1628年）了，该年崇祯曾作过一次努力拉拢朵颜三十六家，这是崇祯元年九月的事情，但后来失败了。袁大人在次年，崇祯二年（1629年）三月，又提出要给喀喇沁部开马市，要用粮食接济朵颜束不的部，这完全是以粮资寇。
崇祯在袁大人上奏要开马市后认为这是以粮资寇，于是连发诏书斥责曰：“据报西夷市买货物，明是接应东夷，藉寇资盗，岂容听许？”
袁大人抗辩提到蓟门防御但重点却是开马市，袁大人的核心意思是若不开马市“万一夷（喀喇沁）为向导，通奴入犯，祸有不可知者。”同时，袁大人还保证他接济的这些蒙古部落“断不敢诱奴入犯蓟辽”。但崇祯驳回袁大人的上疏，崇祯强调：“西夷通奴，讥防紧要。奏内各夷市买布帛于东，明是接应，何以制奴？着该督抚严行禁止。”可袁大人还是置若罔闻。后来崇祯勉强同意，但告戒袁大人只能以口粮形式接济，不饿死就行了，而且抚赏和剿灭相结合，如果有什么异常直接扑杀掉，而袁大人始终认为他抚赏的蒙古部落“断不敢诱奴入犯蓟辽”，均以抚赏和接济。而不幸的是蓟门外的喀刺泌部不仅为皇太极入塞带路，并且为其筹备粮草。
《明史记事本末补遗》中记载了翰林院编修陈仁锡在宁远的见闻，其中提到朵颜束不的部派出两千人的队伍来宁远买粮食，其中还有四百满人谍哨——“建洲哨在束不的部内计四百余人，不将弓矢”，这不是为后金买粮食还能干什么？这在当时的辽东已经是世人皆知了，陈仁锡提到当时的士绅“宁远武进士王振远、陈国威”等都知道此事，并且要求乘之“卒不及备，可夜掩而杀之”，可此时的袁大人不顾崇祯的斥责，明目张胆的在宁远卖粮食给后金，这是多么恶劣的汉奸行径。谈迁的《国榷》也有如下记载：“朵颜三卫及建虏大饥，三卫夷半入于建虏，束不的求督帅开粜于前屯之南台堡，互市貂参。边臣俱不可，独崇焕许之。盖束不的为建虏积谷，谋犯蓟西，虽有谍报，崇焕不为信。”
综上所述，可以说袁大人是顶着崇祯连续两次驳斥，对所有边臣的反对置若罔闻，还压制要求剿灭为后金采办粮食的谍哨之意见，一意孤行为饥荒中的后金置办粮食，完全不惜一切的以粮资寇，是非常可疑的汉奸行为。
七、断绝东江镇的给养以“配合”后金蚕食明在辽南、辽东的控制区
袁大人申请将东江镇的军饷、粮饷由他来发送，崇祯予以同意，于是袁大人拿到了东江镇的给养，但袁大人非但没有及时拨发给东江镇，反而下令渤海各港口，不得发一舟一船往东江，不得售一米一鱼与东江。与此同时，皇太极发兵猛攻东江镇，到崇祯二年，东江镇在辽南、辽东领土几乎全部丧失，至四月，东江原本在辽东、辽南的数十堡只保有海州、横山、镇江、盖州。
在断绝东江镇的给养以“配合”后金蚕食明在辽南、辽东的控制区后，同年六月，袁大人斩毛帅于双岛。当时一共罗列了十二条罪名，其中最后一条名是：“开镇八年，不能复寸土，观望养敌，十二当斩”，这简直颠倒黑白到极点了，就东江镇现占据的堡和岛不说，这个东江镇原本就是毛帅带领两百余个家丁白手起家的，这个“镇”都是从无到有的，怎么能叫“不能复寸土”？袁大人在崇祯二年三月把粮食用来“资寇”、“养敌”，而转过脸来却把整个东江镇饿得“人皆菜色”，在友军遭受攻击之时袁大人采取“观望”态度，可最后居然还以“观望养敌”的罪名污蔑东江镇，袁大人这种“厚”敌人而“薄”友军、颠倒黑白的汉奸行为显得十分的诡异和可疑。
八、擅杀毛帅而为后金解除西征的后顾之忧
早在广宁失陷以前的1621年，正在练兵的游击毛文龙就受王化贞、熊廷弼派遣深入敌后，联络辽民，以牵制和分散后金的兵力，当时他仅率家丁、军士二百余人，按照许多网友的说法真比李云龙还不如，可后来毛文龙就是用这个班底在敌后策动了声势浩大、风起云涌的反抗运动，被后金视作心腹大患，他所创建的东江镇巍然屹立于敌后，成了牵制后金远途作战的一颗钉子，长期制约着后金南侵的步伐。
天启二年（1622年）八月，毛文龙攻克樱桃涡、涡站。
天启二年（1622年）九月，毛文龙的部队攻克满浦、昌城。
天启二年（1622年）十月，毛文龙部攻克永宁等堡。
天启二年（1622年）十月，毛文龙与后金军在凉马佃大战，双方都付出了重大伤亡。
天启三年（1623年）春，后金反攻旅顺毛文龙部被击溃。
天启三年（1623年）毛文龙不断派人深入后金，进行“煽惑”，致使大批辽民“叛去”，投向明朝。后金的许多贝勒大臣都认为：“毛文龙之患，当速灭耳！文龙一日不灭，则奸叛一日不息，良民一日不宁。”
天启四年（1624年）四月，毛文龙沿鸭绿江秘密北上，进入长白山区，在高岭、沙松牌大战中大败后金，后金仅军官就有16人被俘。
天启四年（1624年）七月，毛文龙又于把骨寨、骨皮宏、分水岭三场大战，三战三胜。
天启五年（1625年），海州（辽宁海城）所属张屯的汉人秘密联络明将毛文龙派兵，袭击本屯的满人（《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4，8页），同时在这一年，镇江、凤城、岫岩、长岛、双山、平顶山、海州、鞍山、首山、彰义等十余处掀起了反抗后金的武装斗争。
天启六年（1626年）努尔哈赤攻宁远时毛文龙袭击永宁，后金被迫回师。
天启六年（1626年）宁远之战后努儿哈赤于四月亲率大军征蒙古喀尔喀，毛文龙随即进攻鞍山，因后方吃紧努尔哈赤被迫回师。
天启七年（1627年）正月至四月，后金以空虚沈阳为代价精锐尽出，以重兵对毛文龙的东江镇和朝鲜发动了“丁卯之役”，毛文龙奋起反抗在铁山、瓶山、昌城、鸭绿江取得的“五战而五胜”，但终因袁大人两次抗命、拒绝策应、最终敷衍了事而贻误了抄袭沈阳的战机，致使关宁军在四个月的时间里未能有效策应朝鲜和东江镇，导致朝鲜和后金结为“兄弟之盟”，毛帅被朝鲜驱逐而退守皮岛。
天启七年（1627年）六月，皇太极攻“宁、锦”时毛文龙袭击昌城、辽阳，迫使了后金再次回师。袁大人在“宁锦大战”以后还特为毛帅请功：“孰知毛文龙径袭辽阳，旋兵相应，使非毛帅捣虚，锦宁又受敌矣！毛帅虽被创兵折，然数年牵制之功，此为最烈！”
（《三朝辽事实录》卷十八，天启七年八月，辽东巡抚袁崇焕奏言；《两朝从信录》卷三十一，天启七年八月，辽东巡抚袁崇焕上言。）
毛文龙象一颗钉子死死的牵制住后金的尾巴，致使其不能远距离、长时间的在外作战，后金数次想根除毛文龙都没有成功，但他却死在了袁大人的手里，让后金能远征林丹汗以及绕道千里长期袭扰关内。以前，每次后金主力出动毛文龙都会率领东江镇乘势出击捣其后方，一旦没有了东江镇这个牵制，后金则可长途奔袭，进行远距离长期的在外作战。所以，皇太极在毛帅于崇祯二年（1629年）六月五日于双岛被杀的七天以后，即可宣布“整旅西征”，并且让蓟门外的蒙古部落马上赶造船只，准备用其在老哈河转运粮食随大军沿河入塞，这个部署在六月之前还没有，而这即是将入塞的地点确定为蓟门的标志。
袁大人先削弱蓟镇的兵力，把重兵放在锦州使关内兵力空虚，再开马市为后金南侵准备好粮草，最后杀了毛帅毁了东江镇解决了后金的后顾之忧，这一系列举措亲手促成了后金首次从蓟门入塞，将他自己苦心经营的“宁锦防线”彻底的变成了一条名副其实的“马其诺防线”。而后金不仅于崇祯二年（1629年）绕道蒙古入塞，而后还有1634年、1636年、1638年、1642年四次绕道蒙古入塞，而这其中最具决定性的因素是毛帅被戮、东江瓦解，这种自毁长城的汉奸行为非常值得怀疑。
九、蓟西防御战中不可思议的失败
崇祯二年（1629年）十月二十七日，皇太极由遵化附近入塞。次日，山海关得警赵率教驰援遵化，但由于袁大人对皇太极的举动丝毫没有准备，且有故意防空蓟门之嫌，所以山海关的兵力并不多，赵率教只带领了三五千人赶赴遵化。
十一月初二至袁大人才从宁远赶到前屯营，得报后金已经在围攻遵化了。十一月初四，袁大人率兵到山海关，此时赵率教战死于三屯营。十一月初五，袁崇焕率军入蓟，并以周文郁为掌旗官，周文郁曾是孙承宗身边的人，他以第一人称“余”所写《辽西入卫纪事》是描述“己巳之变”的一篇纪实，其中有许多第一手资料，通过里面的记录能印证一些关键问题。十一月初六，袁大人到了永平，此时遵化已于十一月初三陷落，由袁大人之“汰兵方略”裁撤下来的汰兵打开城门，巡抚王元雅死。袁大人于榛子镇接到崇祯圣旨，得调度指挥各镇援兵之权，这个情节也很重要，为蓟辽总督刘策洗清了不小的冤情，因为后来的解读多说刘策不会用兵，才导致蓟西失守且还冤枉了袁大人……
十一月初九，袁大人到了蓟州顺天府。十一月初十，袁大人上疏崇祯，曰：“入蓟州稍息士马，细侦形势，严备拨哨，力为奋截，必不令敌越蓟西”。（《明实录》十一月丙申）其中这个“必不令敌越蓟西”是袁大人继“五年平辽”、“断不敢诱奴入犯蓟辽”后又一经典……
袁大人上疏后便开始部署蓟州防御。此时，蓟辽总督刘策和各路兵马汇集蓟州。蓟辽总督刘策驻地是在密云，昌平总兵尤世威原来是驻守昌平的，十一月初九，刘策率军援守蓟州，尤世威而防通州蓟州两地之间。但袁大人却将兵力分散布防于蓟西各地，他令刘策回守密云，命尤世威回防昌平，许多史料都记载了袁大人这个部署：
“保定总督刘策兵亦至，令其守密云。”崇祯二年十一月已丑《怀宗实录》
“保定总督刘策兵亦至，令还守密云。”崇祯二年十一月已丑《崇祯实录》
“令刘策着还镇，调度诸将，分信防守密云。”《崇祯长编》
朝野对袁崇焕战守布置非议甚多，孙承宗更指出集中兵力紧守蓟州三河一线为要务，否则敌人越蓟州三河则可直扑北京。事实证明，由于保定兵和昌平兵的远去，蓟州防备兵力严重不足，连起码的侦防也做不到，结果皇太极轻易越过蓟州直趋北京，袁大人直到十一月初十四才发觉方提兵追赶，被朝庭寄与厚望的蓟西防线竟不经一战便完全失效。
袁大人的掌旗官周文郁所写的《辽西入卫纪事》中提到了此事：
“十三日，侵晨，报奴全军过石门驿，公令马步兵尽出城外列营。营甫定，有奴骑二百余，分四队扎我军之东南，相持两时，并不件贼大兵。公令我发炮，贼闻炮即四队排为一字，忽退去。竟日无一骑复至，使我欲战而无可战。
十四日，乃探奴大队潜越蓟西矣，公即督辽将士西追……”
需要强调的是这个防御战是袁大人豪言壮语下开打的，而地形又对袁大人有利。蓟州，古属幽燕，亦称渔阳，历史悠久，上溯周商：燕山北靠，渤海南望，地“扼东北入京之要冲，控中原与坝上之险塞”，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有“畿东锁钥”之称。蓟县西有盘山、南有湖泊、东北方向有九龙山和八仙山，因为这么多天堑中留出的通道如同一道往来必经的门户而故称蓟门，自古设置兵镇和关城，是北京东北的要冲。可袁大人在这个地方都没有堵住后金军，而且是不战就任其越过，自己第二天才发现，那可真叫“无能”啊，难怪后金鞑子喜欢这样的“英雄”了……
袁大人自己保证“必不令敌越蓟西”而又分散明朝已经聚集的兵力，导致后金军不战而“潜越蓟西”，浪费了这么一个决好的堵截机会，让后金军顺利的直扑北京而去，这确实十分值得怀疑。
总结：
在了解了袁大人如此众多的疑似汉奸的作为以后，我们不禁要怀疑，袁大人到底居心何在？若袁大人是汉奸那一切都有了合理的解释；若袁大人不是汉奸，那他在怀揣一颗“忠君报国”的“赤子之心”时还干下了这么多汉奸勾当，那他可真算得上是天字第一号的蠢材，这几乎是不太可能的事……
但在事实面前，虽然我们有理由怀疑袁大人有可能是汉奸，虽然他要愚蠢到几乎不可能的地步简直匪夷所思，但经过客观冷静的分析他应该不是汉奸，而确实是一个难得的蠢材。
在刚才我们分析大汉奸刘爱塔的时候，他在那封被错归为毛帅与后金通书的信函中：“遂以毛总兵官蓄意叛逆，即密告袁都司杀之。”一语证明了袁大人不是汉奸，否则何苦用奸细去诬告毛帅？所以，在客观冷静的思考以后，应该得出袁大人只不过是一蠢材而已，并非汉奸的结论。
这个虚构的“冤案”就是要说明朝是个“黑暗腐朽”的王朝，所以才出了“冤枉”袁大人的“冤案”，满清御用文人为此还不惜捏造“反间计”来显示真有“冤情”，而实际上袁大人的每一条罪名都是真切成立的。袁大人被凌迟的罪名在《崇祯长编》里记载得很详细：“谕以袁崇焕付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纵敌长驱，顿兵不战，援兵四集，尽行遣散，及兵薄城下，又潜携喇嘛，坚请入城，种种罪恶。命刑部会官磔示，依律家属十六以上处斩，十五岁以下给功臣家为奴。今止流其妻妾，子女及同产兄弟于二千里外，余俱释不问。”（《崇祯长编》卷三十七，崇祯三年八月癸亥，汪楫本）
其中把袁大人出关以后为后金张罗的一切都包括进去了，但就是没有“通敌”、“谋叛”等字样，丝毫没有提及那个虚构的“反间计”足以说明那个“反间计”是满清御用文人胡诌的。
明朝是一个胸襟开阔的帝国，有着远大的志向和惊人的成就，是中华文明的正朔，所以才有那么多满清御用文人用各种卑劣的手段予以诋毁，以达他们标榜满清才是天命所归的目的。
袁大人是不是汉奸，但他那子虚乌有的“冤案”和“光环”却是别有用心之人用来诋毁中华文明正朔的一块砖头，挺袁的人，想想你们到底是在干什么？把这样一个满清御用文人用伪史和谎言装点出来的人作为中华民族的“英雄”来推崇实质上是对整个民族的亵渎和挑衅~！
第2个回答 2013-11-22
袁崇焕（1584年6月6日－1630年9月22日），字元素略》），汉族。生于万历十二年（1584年）四月二十八日。
祖籍广东东莞，出生于广西布政使司梧州府藤县北门街。（一说袁崇焕出生于广东东莞，年十四随祖袁世祥，父袁子鹏迁至广西藤县）。
祖籍广东东莞，出生于广西布政使司梧州府藤县北门街。（一说袁崇焕出生于广东东莞，年十四随祖袁世祥，父袁子鹏迁至广西藤县）。
第3个回答 2013-11-22
“只认定‘不怕死、不爱钱’与‘曾经打过’十个字耳。强敌压境，人方疾呼而望援，而崇焕为关门必不可发一援宁之兵，法置之死地而后生。亦但是置将与卒耳。而崇焕置母妻子百口於军中。纸上甲兵，禁中颇牧人，可自命也。而实从矢石锋刃中，住奴而遏奴者，其胆气较练，而伎俩较实。”（《崇祯实录》卷八）
“辽左发难，各城望风奔溃。八年来贼始一挫，乃知中国有人矣。盖缘道臣袁崇焕平日之恩威，有以慑之维之也。不然，何宁远独无夺门之叛民，内应之奸细乎？本官智勇兼全，宜优其职级，一切关外事权，悉以为之。而该道员缺，则听崇焕自择以代。”（《明熹宗实录》卷六八）
“初，虏势张甚。人心惶骇欲遁。自崇焕坚拒，气始振。关外九城得屹然拱护山海……藤县（袁崇焕）之于东陲，亦勋劳多矣！初，经略高第议弃宁前锦右。果如其说，则辽西将非国之有也。赖藤县力持，成宁远之功，士气少奋。”（《国榷》）
“柳河败绩，士卒西奔。崇焕狂呼邀截，使各还守信地。关外城堡幸尔得存。至于宁远解围，誓众效死。金启倧一炮打坏虏营一角，虏乃旋退，危城得全。崇焕虽死于法，不可顿没其功也。”（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十五，天启六年正月）
“（袁）军门领诸将及一万四千兵……由间路驰进北京，与贼对阵于皇城齐化门。贼直到沙窝门。袁军门、祖总兵等，自午至酉，鏖战十数合，至于中箭，幸而得捷，贼退兵三十里。贼之得不攻陷京城者，盖因两将力战之功也。”（朝鲜《仁祖实录》卷二十二）
“自辽事者，所用人鲜有胜任者。当时所望成功者，惟熊廷弼、袁崇焕、孙承宗……而崇焕先置于极刑，妻子流数千里，刑浮于罪，冤哉！”（《明季北略》二十四）
“我大清举兵，所向无不摧破，诸将罔敢议战守。议战守，自崇焕始。……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明史·袁崇焕传》）
“袁崇焕督师蓟辽，虽与我朝为难，但尚能忠于所事，彼时主暗政昏，不能罄其忱悃，以致身罹重辟，深可悯恻。” （《清高宗实录》）
“若夫以一身之言动、进退、生死，关系国家之安危、民族之隆替者，于古未始有之 。有之，则袁督师其人也。” （梁启超《袁督师传》）
“辽左发难，各城望风奔溃。八年来贼始一挫，乃知中国有人矣。盖缘道臣袁崇焕平日之恩威，有以慑之维之也。不然，何宁远独无夺门之叛民，内应之奸细乎？本官智勇兼全，宜优其职级，一切关外事权，悉以为之。而该道员缺，则听崇焕自择以代。”（《明熹宗实录》卷六八）
“初，虏势张甚。人心惶骇欲遁。自崇焕坚拒，气始振。关外九城得屹然拱护山海……藤县（袁崇焕）之于东陲，亦勋劳多矣！初，经略高第议弃宁前锦右。果如其说，则辽西将非国之有也。赖藤县力持，成宁远之功，士气少奋。”（《国榷》）
“柳河败绩，士卒西奔。崇焕狂呼邀截，使各还守信地。关外城堡幸尔得存。至于宁远解围，誓众效死。金启倧一炮打坏虏营一角，虏乃旋退，危城得全。崇焕虽死于法，不可顿没其功也。”（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十五，天启六年正月）
“（袁）军门领诸将及一万四千兵……由间路驰进北京，与贼对阵于皇城齐化门。贼直到沙窝门。袁军门、祖总兵等，自午至酉，鏖战十数合，至于中箭，幸而得捷，贼退兵三十里。贼之得不攻陷京城者，盖因两将力战之功也。”（朝鲜《仁祖实录》卷二十二）
“自辽事者，所用人鲜有胜任者。当时所望成功者，惟熊廷弼、袁崇焕、孙承宗……而崇焕先置于极刑，妻子流数千里，刑浮于罪，冤哉！”（《明季北略》二十四）
“我大清举兵，所向无不摧破，诸将罔敢议战守。议战守，自崇焕始。……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明史·袁崇焕传》）
“袁崇焕督师蓟辽，虽与我朝为难，但尚能忠于所事，彼时主暗政昏，不能罄其忱悃，以致身罹重辟，深可悯恻。” （《清高宗实录》）
“若夫以一身之言动、进退、生死，关系国家之安危、民族之隆替者，于古未始有之 。有之，则袁督师其人也。” （梁启超《袁督师传》）
第4个回答 2013-11-22
明朝最后的大将，守三海关，败皇太级，因为反间计死
袁崇焕是何人也?
袁崇焕是何人也? 肯定是个人物!... 肯定是个人物! 展开 我来答 5个回答 #热议# 有哪些跨界“双奥”的运动员? 匿名用户 2013-11-22 展开全部 袁崇焕(1584年6月6日-1630年9月22日),字元素(《明史本传》),一说字自如(《黄尊素说略》),汉族。生于万历十二年(1584年)四月二十八日。祖籍广东...
明末大将袁崇焕是哪里人?
袁崇焕籍贯广东东莞石碣，通籍广西梧州。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袁崇焕中进士，后通过自荐的方式在辽东边关任职，得到孙承宗的器重镇守宁远。在抗击清军（后金）的战争中先后取得宁远大捷、宁锦大捷，但因为不得魏忠贤欢心辞官回乡。明思宗朱由检即位后袁崇焕得以重新启用，于崇祯二年（1629年）击退皇太极，解京...
袁崇焕到底是广东还是广西人
广西梧州藤县人。《国榷》中记载：“崇焕，字自如，藤县人，万历己未进士”。袁崇焕为广西梧州藤县人。袁崇焕明末抗清名将，爱国将领。
明末名将袁崇焕是我是哪里人
袁崇焕（1584年—1630年），字元素，生于广东东莞石碣，祖籍广西梧州
袁崇焕是哪里人
根据查询百度百科显示，袁崇焕（1584年6月6日—1630年9月22日），字元素，号自如，广东广州府东莞县人（一说为广西梧州藤县人），明末抗清名将，爱国将领。袁崇焕的事迹、评论几百年来一直争论不休，正如孟森在《明本兵梁廷栋请斩袁崇焕原疏附跋》中提及，明末时期历史记载十分混乱，即使是与其耳目相关的人...
袁崇焕何许人也
袁崇焕（1584年6月6日－1630年9月22日），字元素，号自如（或又字自如），广东承宣布政使司广州府东莞县石碣镇水南乡（今属广东省东莞市）人。明朝末年的著名政治人物、领军文官。袁崇焕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中进士。后进兵部，守卫山海关及辽东；曾指挥宁远之战、宁锦之战，构建“关宁锦防线”...
抗清名将袁崇焕:究竟是广西梧州人,还是广东东莞人呢?
2.关于袁崇焕的身世,历来是颇具争论,主要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袁崇焕是广西梧州人;一种认为袁崇焕是广东东莞人。 3.那么笔者今天就和各位读者一起探讨一下,明朝抗清名将袁崇焕,到底、究竟是哪里人? 一.明朝抗清名将——袁崇焕! 1.袁崇焕,是明朝末期将领、抗清名将,曾中进士、历任福建邵武知县、镇守辽东边关宁远卫、兵...
明朝袁崇焕哪里人
袁崇焕字元素，号(或字)自如，广东承宣布政使司广州府东莞县石碣镇水南乡(今广东省东莞市)人。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中进士。明末著名军事家。守卫山海关及辽东;指挥宁远之战、宁锦之战，力挫后金八旗，是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
袁崇焕是什么人?
祖籍广东东莞，出生于广西布政使司梧州府藤县北门街。（一说袁崇焕出生于广东东莞，年十四随祖袁世祥，父袁子鹏迁至广西藤县）。 袁崇焕是明末杰出军事家、爱国将领，曾任兵部尚书、右副督御史、蓟辽督师等。在任辽事期间曾多次击败后金军的进攻，阻止后金军南下。崇祯二年（1629年），皇太极绕开袁崇焕在...
明末大将袁崇焕是那里人?
袁崇焕(1584年6月6日-1630年9月22日)，字元素，号自如（或，又字自如注1），广东东莞人，广西梧州府藤县籍。明朝政治家和文学家。明朝万历四十七年中进士，任福建邵武知县。 1622年（天启二年），任兵部职方司主事。同年单骑出关考察关外，还京后自请守卫辽东。筑古宁远城今辽宁兴城卫戍。 162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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