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文：评价一个人物，600字左右

长妈妈：阿长与<山海经>》是鲁迅先生在1926年创作的一篇回忆性散文。文章按照生活的原型，采用白描手法，以饱含深情的笔触，真实而亲切地再现了鲁迅童年与长妈妈相处的情景。作者穷其形、尽其相，使人物形象呼之欲出，鲜活动人，给人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
一、卑微低下的长妈妈。
古语云：“大丈夫行不改名，坐不改姓。”这就是说，自己的真实姓名是人格尊严的外在表现，大丈夫为了姓名甚至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长妈妈虽然不是大丈夫，但她也有使用自己姓名的愿望和权利；可是，她的这种愿望无法实现，姓名的使用权已经被剥夺。文章从“长妈妈”的名字起笔，交代了她在周家的身份——是一个带孩子的保姆，乡下人称“老妈子”。她连名字也没有，曾经说自己叫什么姑娘来着，但大家并没有在意，也没有记住。她沿用的只是在她之前的一个女工的名字。“阿长”只是一个代号而已，一个佣人的代号。别人叫她长妈妈“似乎略带一些客气的意思”，而直接叫她“阿长”，就明显含着一种嘲讽之意。但为了生存，她只得向命运屈服，任凭别人如何称呼她。接着，作者又从“阿长”这个名字，巧妙地转到她的长相描写上，说她“黄胖而矮”，巧妙地点明了“长”和“矮”的极不相称，这样，就把一个地位卑贱，身份低微的女佣形象呈现在人们的面前。
二、讨厌憎恶的长妈妈。
作为回忆性的艺术形象，长妈妈不是典型化的产物，而是生活的真实，所写全部事实绝无虚构；因此，作者在刻画阿长这一人物时，就不会回避她的局限和缺点，而是“从记忆中抄出来”。她多事，总喜欢背地里“切切察察”，论人长短；她粗心，夏天睡觉时常常肆无忌惮地伸开双手双脚，在床中间摆成一个“大”字，“挤得我没有余地翻身”，以至于“我”母亲委婉地告诫她时，她内疚得说不出话来，但过后依然我行我素；她丑陋，不仅黄胖而矮，而且颈上还长有许多的疮疤；她愚昧无知，有许多陈腐而烦琐的“规矩”，而这些“规矩”又是荒唐之至的……总而言之，长妈妈有许多地方令我讨厌，等到知道她谋害了我的隐鼠，我无法抑制满腔的憎恶，就叫她阿长了。
三、善良仁慈的长妈妈。
虽然阿长令人讨厌憎恶，但这并不影响作者对她的敬重和怀念，因为她善良、仁慈、淳朴、宽厚，乐于助人，具有“伟大的神力”。在道“恭喜”、吃“福橘”的麻烦仪式中，她希望自己和孩子“一年到头，顺顺流流”，值得敬佩的是，并不是长妈妈自己吃福橘，而是由她“塞到我的嘴里”，这寄托了她多么真诚的祝福和美好的愿望啊！其他诸如“死”要说“老”，不进死人房和产房，不钻过晒裤子的竹竿底下等，也都是为我着想的。“长毛”的故事，一方面让人看到长妈妈的无知，但更重要的是，它使我“对她发生过空前的敬意”——当城外有兵来攻时，就脱下裤子，一排一排地站在城墙上，抵御官兵的大炮——觉得她有“伟大的神力”，“特别的敬意”油然而生。至于说《山海经》，则是我梦寐以求而始终无法得到的一部书，远房叔祖找不到，别人又“不肯真实回答我”，自己去买又没有机会。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大字不识的阿长，却急别人所急，想别人所想，设法买回了《山海经》，让我感到十二分的意外和惊喜：“我似乎遇着了一个霹雳，全体都震惊起来”。“这又使我产生新的敬意了，别人不肯做，或不能做的事，她却能够做成功。她确有伟大的神力。”书虽然是一部刻印都十分粗拙的本子，却是我“最初得到，最为心爱的宝书”。至此，我对长妈妈的感激、敬佩、怀念之情就成为永远。
鲁迅的老师——寿镜吾
说到三味书屋，人们不禁会想到那个手执戒尺，神情严厉的老先生寿镜吾。
“出门向东，不上半里，走过一道石桥，便是我的先生的家了。”鲁迅曾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一文中这样写道。从此，人们便记住了三味书屋，记住了培育一代伟人的塾师寿镜吾。
鲁迅1881年9月25日出生于周家新台门，他7岁启蒙，12岁就读于当时绍兴城内颇有名气的私塾三味书屋，五年的学习生涯，为鲁迅今后的文学创作打下了扎实的文学基础。
寿镜吾，名怀鉴，号镜湖，清道光二十九年八月初八（公历1849年9月24日）生于绍兴，性格耿直，品行端正，在绍兴城里有口皆碑。鲁迅说：“我对他很恭敬，因为我早听到，他是本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不过先生有时脾气不够随和，执拗得没有商量的余地。例如，他极为痛恨侵略中国的列强，一生不愿用外国货，不穿洋服，连已经时兴起来的照相，他也痛诋得不遗余力，认为那是外国人到中国来骗钱的。现在留下来的唯一一张照片，是他晚年手柱木杖在屋外散步时，他的孙子乘他不备偷拍的。他学问渊博，但是厌恶功名，自二十岁（同治八年，即1869年）中了秀才以后，就再也没有去应试，而是一生坐馆授徒。不但如此，他还不准儿子寿洙邻参加科举考试，认为天下贪官污吏当道，做官就是同流合污，不是清白人所能做的。他甚至把儿子锁在院里，后来儿子在母亲的帮助下，才逃出家门，去北京参加了考试，因会考成绩好，获得“甲辰科朝考一等第一名”，后到辽宁做了知县。
寿先生还非常节俭，夏天只备一件夏布衣衫，挂在墙上，与两个儿子共穿。尽管如此，但他从不赤膊会客。有一次，新台门周藕琴来访，正逢大热天，他正好赤膊在家，匆忙之中一时间找不到长衫，正好天井里晒着一件皮袍，他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披在身上。藕琴见此，马上猜到了几分，连忙口中称热脱掉了长衫，想让老先生把皮袍脱下。寿镜吾却坚持不脱，连说：“赤膊见客荒唐！赤膊见客荒唐！”周藕琴见此只好赶紧告辞。
三味书屋只收学生八个，而且非常严格，要经熟人介绍，寿先生上门目测，同意了，才可以来读书，并且学生要自带桌椅。鲁迅学习十分用功，因此成绩非常优异。寿先生很看重鲁迅，而鲁迅在寿先生的辛勤教诲下，古典文学知识越来越扎实，文化素养也越来越高。鲁迅十分敬重寿老先生，自1897年离开三味书屋后，一直保持着与先生的联系，而且时有往来。
寿镜吾晚年，虽瘦骨嶙峋，但精神十分旺盛。1930年8月18日，寿镜吾在绍兴老宅去世，终年82岁。

陈莲河，真名何廉臣
何廉臣(1860—1929)，名炳元，号印岩，晚号越中老朽，以字行，绍兴人。出生于世医之家，祖父何秀山为名医。幼习举业，为庠生，乡试两荐不售，及冠之年，弃儒习医。先与沈兰姹、严继春、沈云臣讲习古医学说，继从名医樊开周临证，与绍派名医赵晴初结忘年交，出游访道，集思广益。其时，正值西学东渐，又取西医译本悉心研究。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创组绍郡医药学研究社，任社长；同年六月，创办《绍兴医药学报》，主持编辑事务。1915年，神州医药会绍兴分会成立，为评议长。1929年，不顾年迈多病，仍然十分关心当时医界反对“取缔中医案”斗争，积极组织北上声愿，由其子幼廉代行。一生热心公益，参加同善局组织的施医施药活动，不遗余力。

医学研究，不墨守成规，思想活跃，敢于提出不同见解。校勘俞根初《通俗伤寒论》，原书3卷，增订为12卷，发明俞氏未尽之处。广收众方，分列十法，主张中西汇通。十分重视医案的记载及整理，设计新医案式为：病源、病状、病所、病变、诊断、疗法、药方、看护。选编《全国名医验案类编》即按此新式收载，在全国颇有影响。

著述有《湿温时疫治疗法》、《实验药物学》、《肺痨汇辩》、《新医宗必读》、《廉臣医案》、《印岩医话》、《重订广温热论》、《感证宝筏》、《选按通俗伤寒论》、《何书田医学妙谛总纂》、《全国名医验案类编》、《增订时病论》、《新订温病条辩》、《新订伤寒广要》等。
重读何廉臣
李崇超

“我这样用药还会不大见效，”有一回陈莲河先生又说，“我想，可以请人看一看，可有什么冤愆……。医能医病，不能医命，对不对？自然，这也许是前世的事……。”这是鲁迅《父亲的病》中的一个片断。这里的陈莲河，就是绍兴名医何廉臣，鲁迅把他的名字的音倒过来了。正是这位中医医生使得鲁迅认识到“中医是有意或无意的骗子”，而立志去日本学习新的医学。在鲁迅的笔下，一个庸医的窘迫之态跃然纸上。
学习中医之后，接触的著名医家的生平和学说多了起来，何廉臣的认识也渐渐全面起来，了解到何廉臣是民国时期一个较有成就的名医。他在中医文献的整理，在对旧政府废止中医的抗争，兴办中医教育，著书立说等方面都有很大贡献。医学史上把他和曹炳璋、裘庆元并称为民国时期的“整理国故，保存国粹”的三大代表人物。他所重新增订的《增订通俗伤寒论》，发挥了绍派伤寒的寒温融合的学术思想，是一本流传很广的医学名著。在现在很多的临床报道中，也经常看到对何廉臣的学术观点引用和验证。
这样一位医学名家，和鲁迅笔下的那位脸“长而胖”的庸医的形象似乎是截然不同的。对于这位医家的解读，也是对时代的解读，是对一门学术发展的解读。中国长期以来处于相对封闭的发展状态，尤其是明清时期中国社会，科技的发展往往是总结性的，又没有新鲜的血液的融入，难免陈陈相因，阻碍了中医的治疗能力的突破性发展。中医自己内部的反思能力是有限的，使得这门学术不可避免的产生了“瘀滞”，从何廉臣手中施展出的医术，已经不可避免的带有着这种“瘀滞”。他给鲁迅父亲所开的药引，要求蟋蟀要“原配”的，就体现着传统中医学术的某些弊端。他对鲁迅父亲病情的束手无策，也反映着传统中医在治疗上的局限性。何先生的窘迫，是时代的窘迫，也是一门学术的窘迫。
时代的发展，新的科学的引入，使得中医能够摆脱封闭的环境，在更广阔的学术背景下进行反思和发展。据一位讲学归来的老师讲，某国家从事当地的传统医学的医生曾表示出对中医的羡慕，因为在他们当地从事传统医学的人不允许使用现代医学。在这一点上，我们比他们以及何先生都要幸运得多。但是在中医中治疗“瘀血”的大法就是要在祛瘀的过程中避免“耗血动血”，恕我直言，现代科学的介入在祛除中医的“瘀滞”的过程中，已经有“耗血动血”之虞。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不是因为现代科学的介入，而是因为“科学不足而科学主义有余”。在这一点上，我们或许倒应该向何先生学习，何先生也曾积极的参照采用传入中国的西医学，但是他主张以崇实黜华为原则吸收新知，认为自己很多参西的做法往往牵强附会，最终使这些著作未付印行。在科学不足的情况下，他没有仅仅追求“科学主义”而硬加给中医一些什么

藤野先生，姓藤野，名严，排行第九。1874年生于福井县一位医生家里，名古屋爱知县立医学专门学校毕业，毕业后留校任教。1904年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教书。1915年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改为东北医科大学，藤野先生因没有进过大学，不合“资格”要求而离职，到东京泉桥慈善医院工作，并学耳、鼻科，一年后回到家乡福井县木村自设诊所。1945年8月11日逝世，享年72岁

范爱农
偶然从书桌的抽屉里找出一个旧的纸护书来，检点里边零碎纸片的年月，最迟的是民国六年三月的快信收据，都是我离绍兴以前的东西，算来已经过了二十一年的岁月了。从前有一张太平天国的收条，记得亦是收藏在这里的，后来送了北京大学的研究所国学门，不知今尚存否。现在我所存的还有不少资料，如祖父少时所作艳诗手稿，父亲替人代作祭文草稿，在我都觉可珍重的，实在也是先人唯一的手迹了，除了书籍上尚有一二题字以外。但是这于别人有甚么关系呢，可以不必絮说。护书中又有鲁迅的《哀范君三章》手稿，我的抄本附自作诗一首，又范爱农来信一封。（为行文便利起见，将诗写在前头，其实当然是信先来的。又鲁迅这里本该称豫才，却也因行文便利计而改称了。）这几叶废纸对于大家或者不无一点兴趣，假如读过鲁迅的《朝华夕拾》的人不曾忘记，末了有一篇叫作《范爱农》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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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范爱农（1883一1912），名肇基，字斯年，号爱农，浙江绍兴人。

鲁迅的文章里说在北京听到爱农溺死的消息以后，“一点法子都没有。只做了四首诗，后曾在一种日报上发表，现在将要忘记了，只记得一首里的六句，起首四句是，把酒论天下，先生小酒人。大圜犹酩酊，微醉合沉沦。中间忘掉两句，末了是旧朋云散尽，余亦等轻尘。”日本改造社译本此处有注云：
“此云中间忘掉两句，今《集外集》中有《哭范爱农》一首。其中间有两句乃云，出谷无穷夜，新宫自在春。”原稿却又不同，今将全文抄录于下，以便比较。

《哀范君三章》
其一

风雨飘摇日，余怀范爱农。华颠萎寥落，白眼看鸡虫。世味秋茶苦，人间直道穷。奈何三月别，遽尔失畸躬。

其二

海草国门碧，多年老异乡。狐狸方去穴，桃偶尽登场。故里彤云恶，炎天凛夜长。独沉清冽水，能否洗愁肠。

其三

把酒论当世，先生小酒人，大圜犹酪叮，微醉自沉伦。此别成终古，从兹绝绪言。故人云散尽，我亦等轻尘。
题目下原署真名姓，涂改为黄棘二字，稿后附书四行，其文云：
“我于爱农之死为之不怡累日，至今未能释然。昨忽成诗三章，随手写之，而忽将鸡虫做人，真是奇绝妙绝，辟历一声……今录上，希大鉴定家鉴定，如不恶乃可登诸《民兴》也。天下虽未必仰望已久，然我亦岂能已于言乎。二十三日，树又言。”这是信的附片，正张已没有了，不能知道是哪一月，但是在我那抄本上却有点线索可寻。抄本只有诗三章，无附言，因为我这是抄了去送给报馆的，末了却附了我自己的一首诗。
《哀爱农先生》
“天下无独行，举世成萎靡。皓皓范夫子，生此寂寞时。傲骨遭俗忌，屡见蝼蚁欺。坎壈终一世，毕生清水湄。会闻此人死，令我心伤悲。峨峨使君辈，长生亦若为。”
这诗不足道，特别是敢做五古，实在觉得差得很，不过那是以前的事，也没法子追悔，而且到底和范君有点相干，所以录了下来。但是还有重要的一点，较有用处的乃是题目下有小注“壬子八月”四个字，由此可以推知上边的二十三日当是七月，爱农的死也即在这七月里吧。据《朝华夕拾》里说，范君尸体在菱荡中找到，也证明是在秋天，虽然实在是蹲踞而并非如书上所说的直立着。我仿佛记得他们是看月去的，同去的大半是民兴报馆中人，族叔仲翔君确是去的，惜已久归道山，现在留在北方的只有宋紫佩君一人，想他还记得清楚，得便当一问之也。所谓在一种日报上登过，即是这《民兴报》，又四首乃三首之误，大抵作者写此文时在广州，只凭记忆，故有参差，旧日记中当有记录可据，但或者待语不具录亦未可知，那么这一张底稿也就很有留存的价值了。
爱农的信是三月二十七号从杭州千胜桥沈寓所寄，有杭省全盛源记信局的印记，上批“局资例”，杭绍间信资照例是十二文，因为那时是民国元年，民间信局还是存在。原信系小八行书两张，其文如下。
“豫才先生大鉴：晤经子渊，暨接陈子英函，知大驾已自南京回。听说南京一切措施与杭绍鲁卫，如此世界，实何生为，盖吾辈生成傲骨，未能随波逐流，惟死而已，端无生理。弟于旧历正月二十一日动身来杭，自知不善趋承，断无谋生机会，未能抛得西湖去，故来此小作句留耳。现因承蒙傅励臣函邀担任师校监学事，虽然允他，拟阳月抄返绍一看，为偷生计，如可共事，或暂任数月。罗扬伯居然做第一科。课长，足见实至名归，学养优美。朱幼溪亦得列入学务科员，何莫非志趣过人，后来居上，羡煞羡煞。令弟想已来杭，弟拟明日前往一访。相见不远，诸容面陈，专此敬请著安。弟范斯年叩，甘七号。《越锋》事变化至此，恨恨，前言调和，光景绝望矣。又及。”
这一封信里有几点是很可注意的。绝望的口气，是其一。挖苦的批评，是其二。信里与故事里人物也有接触之处，如傅励臣即孔教会会长之傅力臣，朱幼溪即接收学校之科员，《越铎》即骂都督的日报，不过所指变化却并不是报馆案，乃是说内部分裂，《民兴》即因此而产生。鲁迅诗云，桃偶尽登场，又云，白眼看鸡虫，此盖为范爱农悲剧之本根，他是实别被挤得穷极而死也。鲁迅诗后附言中于此略有所说及，但本系游戏的厦辞，释明不易，故且从略，即如天下仰望已久一语，便是一种典故，原出于某科员之口头，想镜水稽山间曾亲闻此语者尚不乏其人欤。信中又提及不佞，则因尔时承浙江教育司令为视学，唯因家事未即赴任，所以范君杭州见访时亦未得相见也。
《朝华夕拾》里说爱农戴着毡帽，这是绍兴农夫常用的帽子，用毡制成球状，折作两层如碗，卷边向上，即可戴矣。王府井大街的帽店中今亦有售者，两边不卷，状如黑羊皮冠，价须一圆余，非农夫所戴得起，但其质地与颜色则同，染色不良，戴新帽少顷前额即现乌青，两者亦无所异也。改造社译本乃旁注毡字曰皮罗独，案查大（左木右规）文彦著《言海》，此字系西班牙语威路达之音读，汉语天鹅绒，审如所云则爱农与绍兴农夫所戴者常是天鹅绒帽，此事颇有问题，爱农或尚无不可，农夫如闰土之流实万万无此雅趣耳。改造社译本中关于陈子英有注云，“姓陈名浚，徐锡麟之弟子，当时留学东京。”此亦不甚精确。子英与伯苏只是在东湖密谋革命时的同谋者，同赴日本，及伯苏在安庆发难，子英已回乡，因此乃再逃往东京，其时当在争电报之后。又关于王金发有注云，“真姓名为汤寿潜。”则尤大误。王金发本在嵊县为绿林豪客，受光复会之招加入革命，亦徐案中人物，辛亥绍兴光复后来主军政，自称都督，改名王逸，但越人则唯知有王金发而已。二次革命失败后，朱瑞为浙江将军承袁世凯旨诱金发至省城杀之，人民虽喜得除得一害，然对于朱瑞之用诈杀降亦弗善也。汤寿潜为何许人，大抵在杭沪的人总当知道一点，奈何与王金发相溷。改造社译本注多有误，如乎地木见于《花镜》，即日本所谓薮柑子，注以为出于内蒙古某围场，又如揍字虽是北方方言，却已见于《七侠五义》等书，普通也只是打的意思耳，而注以为系猬亵语，岂误为草字音乎。因讲范爱农而牵连到译本的注，今又牵连到别篇上去，未免有缠夹之嫌，逐即住笔。计七年二月十三日。本回答被提问者和网友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