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自己说：“鲁迅先生是同我们一起的。”改为转述句

他对自己说，鲁迅先生是同他们一起的。

我对自己说，鲁迅先生是同自己一起的。

伟大英明的革命领袖毛 认为：鲁迅是“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是“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但是我觉得鲁迅个人不应当享受如此高的评价，他的人品，文品，思想都不足以达到主席所评价的境界。
下面按照时间顺序对鲁迅进行尽可能详细的评价，让大家比较清楚的看看一个真实的鲁迅。鲁迅本姓周，名樟寿，后改为树人：号豫山，后改为豫才。鲁迅是他的笔名，为了行文方便，我一开始便称他鲁迅。
一八八一年九月二十五日 诞生于浙江绍兴城内东昌坊口周家，取名樟寿，字豫山。祖父周福清（1837一1904），翰林院庶吉士，曾任江西金欲县知事，此时正在北京任内阁中书。父亲周伯宜（1860一1896），秀才，闲居在家，思想颇为开通6母亲鲁瑞（1857一1943），出身于绍共近郊安桥头一户官宦人家，没念过书，但以自修得到能够看书的学力。
从鲁迅的幼年看，家道应当说是甚好。这就使鲁迅获得了一系列穷家小户的孩子所无法享受的条件。周家门上那一块“钦点”“翰林”的横匾，正明白无误地宣告了周家的特殊地位。家里四五十亩水田，就是周福清不从北京汇一文钱回来，日常生计总是绰绰有余，足以将贫困从他身边赶得远远的。但是因为我们知道，后来周家急剧衰败。这对成长中的鲁迅的性格必然产生极大的影响。就是成年人当从极其优越的生活堕入苦难之中也会产生极大的不适应甚至抱怨，产生抱怨社会的习惯也是很自然的，何况一个小孩儿？鲁迅那偏激的性格，不能容人的狭小肚量在他幼年就埋下了伏笔。
一八八六年 由叔祖周玉田开蒙，进周家自设的私塾读书。按照祖父的意见，除习字、对课之外，主要是读《鉴略》 。因原名豫山与“雨伞”谐音，改为豫亭，后又改为豫才。
周家尚读书，而且有人在京城任“翰林”为什么不按照当时惯例开蒙读书呢？《鉴略》的难度远大于《三字经》、《百家姓》的。是周家不是真的读书人家（因周家衰败而产生的联想）？还是周家骨子里就有着叛逆不经的性格？
一八九0年本年 继续在本宅私塾读书。因课余在周玉田家中看到许多杂书，引起了欣赏和搜集图画书的兴趣。
如此说来，相当于现在的小学生就看“闲书”吧？自设私塾本身就不是很正规，而且在这么小就对“画着插图的《花镜》，描写少男少女的《红楼梦》” 感兴趣真的不是什么好事情。而且当这些东西分散了一个小学生的经历之后，他的超纲而枯燥的基本课程又能好到哪里去呢？这是他狂批中国古代文化，痛恨文言文而力推白话的早期原因吧？
幼年的鲁迅性格非常顽劣。他的曾祖母戴氏，平常不苟言笑，总是一本正经地端坐在门口一张硬梆梆的太师椅上，让人觉得不大好接近。鲁迅却偏偏要去逗她，故意从地面前走过，假装跌跟头倒在地上，引得老大太惊叫：“阿呀，阿宝，衣裳弄脏了呀……过一会儿又从她面前走过，又假装跌，要引她再作那样的惊呼。
一八九二年二月 被送进据说是绍兴城内最严格的私塾“三味书屋”，从寿镜吾读书。除在课堂上读经史之外，还读小说，看画谱，并逐渐养成了影描小说书上的插图，直至整段整本地抄杂书的爱好。
此期间，鲁迅仍然不爱学习，这从他的作品《三味书屋》中也能看出一些。但是，他顽劣的品行自己当然不愿意公开。有一回，一位姓高的同学偷看了寿先生的对课题目，是“独角兽”，就悄悄地来问他：“你说我对什么好？”鲁迅说：“你对‘四眼狗’好了。”那人也真是呆子，上课时竟真以“四眼狗”回答寿先生，寿先生是近视眼，正戴着眼镜，听了自然大怒，把那同学狠狠地骂了一顿，再看鲁迅，却在一旁用书遮着脸，憋不住要“咕咕”地笑出声来。 在封建礼教严重的时候，教师是具有绝对的权威的啊，这家伙居然如此卑鄙，挑起事端之后在一边看笑话，其实，他长大后又何尝不是如此啊！鲁迅虽是长在城里，却没有一般城市中少年人的文明相。他七八岁的时候，常受到另一个比他大几岁的名叫沈八斤的亲戚的威吓，心中非常生气，可是家中有规矩，不许与别人打架，他就只好用画画来发泄，画一个人躺在地上：胸口刺着一枝箭，上面写着：“射死八斤！”这正是后来他的风格么，典型的人身攻击风格。进入三味书屋以后，他的好斗的性情更有发展，有一次不知听什么人说，城中另一家私塾的老师，绰号“矮癞胡”的，竟然虐待学生，连撒尿都要从他手上领一枝竹签才能走，鲁迅不禁大怒，放学后就和几个同学一起，冲到那“矮癞胡”的私塾里，正巧里面没有人，他们便打翻砚台，折断竹签，大大地造了一通反。这跟你“三味书屋”的学生又有什么关系了？就算看不过也可以采取和平的手段解决啊，大家都是读书人，何必如此野蛮？其实野蛮正是鲁迅的个性。还有一次，也是听到一个传闻，说有位姓贺的武秀才，经常在家门口打骂过路的小学生，鲁迅们便相约着埋伏在那人的家门口，预备揍他一顿。他们都还是小孩子，那姓贺的却是武秀才，为了保证必胜，鲁迅特地取了祖父的一腰刀，藏在大褂底下带去，幸亏那武秀才听到风声，不愿意来和小孩子们惹麻烦，躲开了。 野蛮，不自量力的野蛮啊。有俗话说“三岁看小，七岁看老”，不是说能看一个任的成就，而是从小就能看出一个人的性格或者说人格。在有严格家教束缚时期的鲁迅就如此顽劣，后来基本没人管束的时候他会成长成什么样子？当然是好不到哪里去啊！
一八九三年秋天 祖父因科场舞弊案被捕入狱，押在杭州府狱内。为免受牵连，与二弟周作人一起，被送往亲戚家避难。
一八九四年四月 由避难地返回家中，仍进“三味书屋”读书。冬天 一父亲吐血病倒。既身为长子，便挑起了生活的重担，除读书外，还要出入当铺和药房，领略冷眼和侮蔑。
一八九六年十月十二日 父亲病逝。家境急剧衰败，甚至招致亲戚本家的欺侮。
这期间，幼小的鲁迅饱尝世事冷暖，对他幼小的心灵造成了极大的摧残。也形成了畸形的性格。在广州，青年学生问他为什么憎恶旧社会，他更这样回答：“我小的时候，因为家境好，人们看我像王子一样，但是，一旦我家庭发生变故后，人们就把我看成叫花子都不如了，我感到这不是一个人住的社会，从那时起，我就恨这个社会。” 一个人，仅凭自己家族的冷暖来评价甚至憎恶一个社会是不全面的。对于认识的形成，有个一贯的规律，那就是错误的推理过程得到正确的答案也是不可信的。
一八九八年春天 在家练习八股诗文，送去“三味书屋，由寿镜吾的儿子寿洙邻批改。五月 离开绍兴到南京，考入江南水师学堂念书。改本名樟寿为“树人”。十一月退学回家。十二月十八日 参加会稽县的县考，在五百多人中考得第一百三十六名。
当时绍兴的风气，读书人考不上秀才，往往就给人当幕僚，或者经商做买卖。可是，当幕僚要有关系，做买卖要有本钱，鲁迅家境那样狼狈，这两个条件一样都没有。剩下的路，就只有进新式学堂了（鲁迅作品中有所提及）。可就是这样的学堂，鲁迅也并不是都能去读。当时杭州有一所求是书院，是这类学堂中较为出色的，他也很想去，可是学费太高，每月要三十二块大洋，他哪里付得起？万般无奈，只好选择地处南京的江南水师学堂。这是一所类似军校的机构，入学近于当兵，没有什么读书人愿意去，收费也就极低，差不多是免费。因为是军校，大家为了逃避责任，多不用真名注册，于是鲁迅有了周树人这以名字。没想到逃避责任而编造的名字居然“流芳”起来了，怪异！十八岁的鲁迅到南京不久，就这样向家中的兄弟描述旅中的感受：“斜阳将坠之时，瞑色逼人，四顾满目非故乡之人，细聆满耳皆异乡之语，一念及家乡万里，老亲弱弟，……真觉柔肠欲断，涕不可遏。” 如此下场，的确可怜。可是这更加重了他内心对社会的憎恨，也使得其性格更加偏激。二十多年后，他回忆这离乡的情形：“好。那么，走罢！……S城人的脸早经看熟，如此而已，连心肝也似乎有些了然。总得寻别一类人们去，去寻为s城人所垢病的人们，无论其为畜生或魔鬼” 天啊，原来不是选择通过奋斗改变命运而是选择逃避。鲁迅读书并不认真啊，他的退学有很多次，但是总为退学找理由。
一八九九年一月 再回南京，改入矿路学堂念书。课余则常习骑马。
一九0一年仍在矿路学堂念书。开始到学堂内的阅报处翻阅《时务报》等宣扬新思想的报刊，并买来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以及林纤翻译的外国小说，读得入迷。
家境不好的鲁迅竟然和那些纨绔子弟公子哥一样“常习骑马”，可见他并没有太多对家庭的责任感，家中寡母老弱，又被亲戚欺负，艰难的准备点钱给他上学，他居然去骑马。另人痛恨！极度痛恨啊！
一九0二年三月 离开绍兴去日本留学。先人东京的弘文学院学习日语。十月 与弘文学院的同学许寿裳经常讨论中国国民性的病因及其解救办法。并经常去东京中国留学生会馆参加反清的革命者的演讲会。
一九0三年三月 作《自题小像》诗。六月 在留日浙江籍学生主办的《浙江潮》上发表，十月 与陶成章等人一起，加入反清团体“浙学会”，此会即为后来成立的著名的反清组织“光复会”的前身之一。
两年的时间一晃而过，鲁迅在矿路学堂毕业了，先前那个老问题又拦住了他：以后怎么办？出路在哪里？当时，出洋留学的风气日益旺盛，许多在国内感觉气闷的青年人，都纷纷出国求学。鲁迅也想走这条路。可是，就像他当初只能进免费的水师学堂一样，他现在也只能去争取官费的名额，到离中国最近的日本去。那份拿着家里的钱阔阔绰绰地远渡重洋，到欧美去直接拥抱西方文明的机遇，与他隔得太远了。当时的日本真的不是有理想有志向的青年的最佳选择，在日本，也很难接受到新颖而先进的思想。
当时的日本国力正是逐渐强盛，独霸东亚的野心也日渐膨胀，又刚刚在甲午海战中歼灭了中国的北洋水师，举国上下都弥漫着一股鄙视中国人的风气。虽然出国了，但是他仍然生活在歧视和压力之中。十几二十几年的生活除了幼年都在这样是气氛中生活，他的性格和人格怎么能得到良好的发展？况且鲁迅不是一个立场坚定的人，而是一个习惯逃避的家伙。
一九0四年九月 入设在日本本州岛东北部的仙台医学专科
学校学习医学。
一九0六年三月 从仙台医学专科学校退学，返回东京。
一面是日本人的轻蔑的跟光，一面是同胞的不成器的丑态，难怪鲁迅一拿到修习日语的毕业证书，便立刻跑到偏僻的仙台去，除了远远地避开这一切，他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了。 又一次逃避，看来逃避已经是鲁迅的习惯了。其实也难怪，一直在逆境中成长，又没有坚韧的性格，逃避也就不足为怪了。
仙台医学专科学校不是什么好学校。为什么他选择这么个学校呢？大隐隐于市，好大学也是逃避的好去处。估计是鲁迅没有能力申请好的学校（从他在仙台的文法表现也可略见一斑），仙台医学专科学校历史上是没有留学生的，他以为自己能受到好的待遇呢！我们中国，哪怕现在，一个偏僻的专科学校来个留学生也是大事吧？一般会给好的待遇。但是在仙台，仍然有很多同学和老师歧视鲁迅，可他也遇到了以藤野严九郎为代表的关怀鲁迅的师生，这些人中可能就有日本的特工人员。就是同班同学中，也有好几位不满意那些傲慢者的粗暴，特别站出来替鲁迅辩护。但是，尽管如此，这些事情仍然给鲁迅非常强烈的刺激，只要看看他与同学相处时的神态，便可以知道这一点。在大多数场合，他都不多说话，给人一种沉静老实的印象。他也很少与同学交往，去剧场看歌舞伎，也总是独来独往，从不与人同行。即便那几位曾经为他辩护的同学，听说他要离开仙台，特地请他吃点心，合影留念，他真的走时，却连这几位同学也不通知，一个人悄悄离开了，全班没有一个人知道。我想鲁迅还不是一个傻子，知道在逆境的强大压力中应当夹着尾巴做人，他以后不也如此？风声一紧就跑了藏起来。再说他能不退学么？他的文法都经常出错 ，又怎么能学好高深而艰难的医学专业呢？其实他学医的动机很简单，就是因为他父亲病逝。由此可见20多岁的他也很狭隘啊！而他发现在仙台的生活很苦，学习很难，于是又选择了逃避，跑回了东京。鲁迅自己总说自己当时产生了弃医从文的思想，其实是没有出路的选择。他在仙台过得很不愉快，种种刺激使他不愿意继续久居，恐怕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一个他自己也不大愿意承认的潜意识的动机吧？一九0六年初夏，鲁迅返回东京，这时候他已经二十六岁了。用去了八年的青春，从中国到日本，又从仙台回东京，四处寻求生路，却总是走不通，兜了一个大圈子，还是回到老地方：没有钱，也没有文凭，两手空空，一无所有，他此后一生的命运的雏型，在这时候已经显露得相当清晰了。而且他发表第一篇新文学白话作品《狂人日记》是在1918年。所谓的“弃医从文”竟然用了大概12年的时间，鲁迅简直就是在骗鬼啊！居然我们愚弱的国民也愿意相信啊！
在东京，他接触了进化论。"哦！原来世界上竟还有一个赫脊黎坐在书房里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鲜？一口气读下去，'物竞''天择'也出来了，苏格拉底、柏拉图包出来了，斯多噶也出来了…” 于是他看到了光明。觉得“历史并不是一路倒退，越来越糟的，从猿到人，从低级动物到高级动物，分明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我有什么理由要对将来丧失信心？原来人类进化的规律，早已决定了新物必将代替旧物，年轻人必将胜过老头子，我又有什么理由不振作精神，为自己争取一个健康的发展呢？原来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不可能永久不变，那些腐朽没落的东西，早晚都会被淘汰，我又为什么不奋身而出，也来充当一个扫荡黑暗，驱旧布新的斗士呢？”终于他认识到骂一切老旧的是有理由的了，于是也基本形成了他的语言风格。从此开始，他的人生路终于“畅通”了些。但是，骑顽劣不付责任的性格，逃避问题的习惯等都没有任何更改。他吟出"寄意寒星垄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那样宣誓般的诗句，毫不掩饰地以救国者自居，又发表《斯巴达之魂》那样慷慨激昂的文字，力倡一种与奴隶心态绝然相反的奋勇牺牲的精神。他还和朋友一起，利用课余时间去讲道馆练习柔道，摔跤，还自己备了一把刀，声称要回国复仇。 可笑，国是这样爱的？国是这样复的？这不过是他在东京爱国青年中的一个表现而已，目的无非就是博得在大家中一个爱戴或者生存的地位。其实他是异常虚伪的。既然参加了光复会，就要接受领导人的指派，有一次，一个任务落到他头上，让他也像徐锡麟那样，回国去刺杀清廷的某位大员。他当时接受了。可临动身前，他又去找那布置任务的人：“如果我被抓住，被砍头，剩下我的母亲，谁负责赡养她呢？”这很令人扫兴，一个刺客，怎么能这样顾虑重重呢？于是光复会收回成命，不要他去了。鲁迅很爱母亲，他对她将来的生活的顾虑，自然是真实的。但我想，他所以又回去问，却恐怕不止是出于这一份顾虑。要做徐锡麟那样的刺客，需要具备特别的心理素质，其中关键的一条，就是要能信赖集体，将自己完全交出去。鲁迅虽有报国的热情，却不是一个愿意将自己完全交给别人的人，原因很简单，他不能无条件地相信别人。即便一时冲动，时间稍长，他对人心的体验，对一切冠冕堂皇的东西的习惯性怀疑，势必会一点一点瓦解他的冲动，使他重新犹豫起来。 一个不愿意为革命献身却不断发表革命言论的人是什么人？敌人打入革命组织的间谍么？请原谅我这个也许不是事实的想法吧！
一个人的实际境遇和他对这境遇的理解，竟能有如此大的差异，鲁迅明明是处处碰壁，走投无路，却自以为踏上了救国救民的希望之道。
一九0六年六月 奉母亲之命，回绍兴与朱安结婚。
他不认识朱安，也没有爱情，如果他拒绝结婚我们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却回去和一个他不认识的人结婚了。这个婚姻再次反映了鲁迅革命的不彻底，不负责，不愿面对苦难而习惯选择逃避的性格。母亲以病重为由骗他回国，他如期出席婚礼，头上还装了一根假辫子（这是革命者的作风么？）；婚后第二天，也按着习俗随朱安去娘家“回门”，似乎是愿意尽量地符合礼数，但是，这并不表明他真愿意屈服，婚后第三天，他就搬到母亲房中去睡；再过一天，更干脆离家远行，回日本去了。这就很奇怪了，如此无情地弃妻而去，说明他井没有放弃对理想婚姻的渴求，正因为这种渴求非常强烈，却又遭到残酷的打击，他才会产生这样决绝的报复冲动，可既然如此，他为什么又要接受这个婚姻呢？他自己作过多次解释。一是说不愿意违背母亲的愿望，为了尽孝道，他甘愿放弃个人的幸福。二是说不忍让朱安作牺牲，在绍兴，订了婚又被退口娘家的女人，一辈子要受耻辱。三是说他当时有个错觉，以为在酷烈的反清斗争，中他大概活不长久，和谁结婚都无所谓了。 他的解释谁都能看出是辩解或者说旧是胡说。为了孝道，孝道中有“父母在，不远游”之说，显然他不是为孝。二是说不忍让朱安作牺牲，简直更是胡说，也结了婚，也睡了人家，然后把一个没有读书的青年女子丢在家中，这样让人家守活寡就没有牺牲了，鲁迅自己的生理需要倒是好解决，他在仙台就“去剧场看歌舞伎，也总是独来独往，从不与人同行”顺便干点别的当然就方便的很咯？三是说他当时有个错觉，以为在酷烈的反清斗争，中他大概活不长久，和谁结婚都无所谓了。简直就是放屁，他拒绝执行危险任务，只愿意在大日本帝国的庇护下发表点反清言论，有什么生命危险？
鲁迅在东京并不顺利，先是《新生》杂志流产惹来讥笑和生活的拮据。后是和弟弟周作人共同借钱翻译出版的《域外小说集》只有很可怜的100多部的销量。（这里我插一句，后来编纂《鲁迅全集》的时候竟然收了这兄弟二人和译的作品。我们的党帮鲁迅剽窃了他弟弟。而且按照惯例，翻译的作品是不能入全集的。否则连莎士比亚全集也有包含在《鲁迅全集》里的可能了啊）
《新生》的流产和《域外小说集》的滞销，向他清楚地展示了留学生活的暗淡前景。他在日本已经住了七年，最初的狂热日渐消减。思想上的矛盾开始显露出来，他也越来越容易怀疑和犹豫了。倘若在这时，能有实际的成绩做出来，那还可以坚定原先的启蒙信念，偏偏又接二连三地遭受挫折，就不能不使他为以后感到担忧：接下去做什么好？就这样坐在公寓里读书、学德语？也就在这时，绍兴老家又一次向他撒出网来：因为家中添了朱安，生计日艰：周作人又在东京读书，还要和那位日本姑娘羽太信子结婚，急需接济，母亲希望鲁迅能回国谋生，以养全家——前面已经路途茫茫，背后又生出这么多牵制，两方面一旦合了围，留给鲁迅的回旋余地，也就没有什么了。 所以，他回国了（又扔下一个可怜的日本姑娘），再次背叛了感情，制造了痛苦。
一九0九年八月，他离开东京回国，结束了十年的求学生涯。回国后，就任杭州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的生理和化学教员，兼任日籍教师的翻译。

参照《鲁迅传》模式。
《鉴略》是本用四言韵语写成的初级历史读本，上起盘古开天辟地的传说，下迄南明弘光帝。
鲁迅传。
薛绥之主编：《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一辑）》；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一百三十九页。
张德耿录写：《鲁迅亲友谈鲁迅》，杭州，东海文艺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 十四页。
出《自鲁迅传》第一章。
薛绥之主编：《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四辑）》，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三百五十九页。
周振甫编注：《鲁迅诗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第一页。
《朝花夕拾》，五十一页。
《鲁迅传》第三章。
《藤野先生》
许寿裳：《我所认识的鲁迅》，北京，人民文学出版让，一九五三年版，十八一十九页。
景宋：《民元前的鲁迅先生》，见孙伏园：《鲁迅先生二三事》，上海，作家书屋，一九四五年版：五十八页。
景宋：《民元前的鲁迅先生》，见孙伏园：《鲁迅先生二三事》五十页。
《鲁迅传》第五章
《鲁迅传》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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