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文学观念的嬗变主要表现在哪几个方面

新时期文学观念的嬗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历史和现实的反思:
文学创作的理性思维“文化大革命”结束,当代中国历史开始了新的转折。作为当代中国精神现实的文学也不可避免地发生重要变革。文学的变化首先表现在对刚刚过去的“文化大革命”历史的清理和反思,对“文化大革命”时期执行的文艺的指导思想、创作原则、表现模式等有选择地进行突围。需要指出和耐人寻味的是,文学的这种变化是在一种理性思维的基础上发生的,这既是一种历史的反其然,又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文化大革命”时期实际上是一段疯狂和非理性的历史,“文化大革命”的嘎然终止在人们思想和心理上造成暂时空白,人们梦醒定神之后便不能不冷静回忆思考噩梦中的经历。1977年,刘心武发表小说《班主任》, 1978年,卢新华发表小说《伤痕》两者都揭示了“四人帮”在人们生活中投下的阴影,作品发表后在文学艺术领域引发了多方面的震动,成为后来伤痕文学的代表。其他有影响的作家还有茹志娟、陈国凯、金河、叶蔚林、冯骥才、古华、鲁彦周、路遥等。伤痕文学算得上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颇具影响的文学概念。伤痕文学单就字面本身即与新中国以后的文学标签和命名有巨大差别,本质上更是对“文化大革命”中以“三突出”为代表的歌颂文学的反叛。浩浩荡荡、轰动世界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结束,扎根于广阔天地的知识青年纷纷返城,作家特别是有着知青经历的作家们也开始了艰难的反思。梁晓声的《今夜有暴风雪》、《年轮》、《雪城》,张承志的《金牧场》, 从维熙的《北国草》, 叶辛的《孽债》,都深刻探讨了“知青运动”产生的巨大影响,生动记录了只属于那个年代的无法复制和再现的悲欢。知青文学在文学意识上的突破是,它没有在臧否之间简单地做单方面的选择,而是在回溯那段许多人经历的历史的时候,既表达了历史的浪漫、雄浑、悲壮,又述说了特殊生活经历的无奈、艰辛、痛楚,反映了历史狂热之后人们的一种理性化思维。它实际上也是中国当代文学内在的某种程度上的突破。20世纪90年代初期,新的一代知青小说影响力减弱,知青文学成了当代文学发展史上观念演变的特有名词。
改革文学完全是紧贴着现实的步伐和改革的魂魄兴起的。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震撼着每个人的灵魂,作家们从对历史(知青运动)的关注中回过神来,开始关注现实中的改革与发展。以中国的改革为创作题材的文学作品渐成阵势。开山之作应该首推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改革文学由于是新时期文学创作倾向发生变化之后最先关注和表现社会现实的一类文学作品,并且在表现改革实践的过程中不回避改革的沉重和矛盾,因此能够引起主流社会和下层民众各阶层的共鸣,一时间它所产生的轰动效应大大超出了文学应有的疆界范围。不可否认,改革文学的轰动与其附依在社会改革的项背之上有直接的关系。之后,改革文学尽管很少再被提起,但近年的众多部反腐倡廉作品,都与此一脉相承。改革文学观念上的意义与它所承接的社会改革的精神是密不可分的,它必然成为新时期文学观念嬗变的一种动力。
最能体现新时期文学创作理性思维的是寻根文学。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在全面向广度和深度拓展,社会的裂变触及到所有领域。面对国家和民族发展的时代潮流,中国文学(文化)沿着什么样的路径前行,又向何处发展? 引起了一批具有忧患意识的作家和人文学者的强烈关注和深切思考。1985年,韩少功的论文《文学的“根”》发表,可以看做是赫赫有名的寻根文学的存在宣言。作家们开始了对民族传统、民族文化和民族意识的孜孜不倦的探索,他们坚信“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寻根正是他们要走向世界的必经之路。这一阶段好作品层出不穷。刘心武的《钟鼓楼》,冯骥才的《三寸金莲》,邓友梅的《那五》,韩少功的《爸爸爸》,阿城的《棋王》、《孩子王》,其中好多作品被改编成电视剧。这不能不说与作家和作品所表现的传统的、民族的、地域性的特色文化有直接的关系。如果从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个过程及未来发展看,寻根文学也许具有真正的独特价值。因为无论如何它在寻找文学(包括文化) ,而且是在中国和世界的背景下冷静地思索和审视文学,就这个意义而言,文学身影的放大和文学本质的回归是可以期待的。
二、先锋探索:非理性的文学触角
作为一种精神现象,文学也许需要像其他社会现象那样伴随整个社会的变革不断地发生变化。而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社会现实是,改革的深入催化社会结构渐趋全面松动,社会价值体系正在悄悄发生变化:一方面是市场的作用和价值导向正在显现,另一方面是市场作为开放中的中国社会构建的重要机制并未得到正式的确认和命名。但是,原有的均衡打破,利益关系重新调整,新秩序仍在怀胎酝酿,就像价格双轨制一样,社会处于一个非完全有序的状态。正如主流社会的判断,改革处在关键时期,社会面临着艰难的抉择。“在这一情势下,文学观念的反省、调整的步伐加速,作家有可能向‘通俗小说’等大众文艺的方向倾斜,但也可能转而更多面向‘文学自身’,探索的势头得到加强”。文学的变化的显性脉络是:文学观念和文学表达的非理性化。文学的这种明显特征应该说是与此时的社会现实图景完全吻合的。社会的非完全有序状态使得生活显得非常冗繁,改革阵痛让人惊悸而又无奈,生活的噪杂与社会心理的紊乱似乎让人无法进入理性状态,主要由政治家把握的社会发展方向和社会构建的新图景只能拭目以待。作为以形象表达为主要手段的文学不可能成为社会发展的阐说者和论证者,而只能是社会现实的感知者。由一系列文学概念显示的文学非理性化呈现则是必然的。
第一,新写实主义。在此之前,作家一直关注着社会生活的大气候与大变革,从池莉等人开始,鸡毛蒜皮的市井生活成为作品的主题,“新写实主义”让文学从宏观进入微观,这对于大多数敏感、细腻、具象思维胜过抽象思维的女性作家来说,可谓找到了创作突破口。池莉的《烦恼人生》、《来来往往》,方方的《风景》,刘震云的《一地鸡毛》,平凡琐碎的生活经过作家以无所不在的自由人的角度叙述,让读者找到了更多共鸣。新写实主义实际上是文学观念转变和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迂回策略。它主要让文学避开在社会发生重要嬗变时期文学难以言说的社会本质的表达,从而又不至于让文学在纷繁的社会现实面前失语。平凡琐碎的现实生活的描述让文学获得了体面。
第二,先锋派。与那些紧跟社会和政治发展的文学概念有明显区别,文坛第一次出现了单纯以审美为目标的文学概念———“先锋派”。先锋派的作家受西方文化影响较重,特别重视“意识流”、“魔幻现实主义”等表现形式。谌容的《人到中年》,徐星的《无主题变奏》,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莫言、格非、余华、苏童、叶兆言,都从此时开始进入读者视野。先锋派作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度过童年,因此并没有深刻的伤痕存在,这让他们转而从形式上寻找突破,并最终从“先锋派”转型上,踏上各自的创作路程。“先锋派”虽然以审美为追求目标,但这种追求是以作家自我主观的感知为原本依据的,单就这些作品表现形式的选择就非常能说明问题,因此,它并非是一种完全的真正的理性化追求。
第三,新历史小说。历史在此前通常只有一种说法。在经历了先锋派的新奇体验以后,作家们则在“文以载道”之外,又回复了古代文人一直就有的探究精神和批判精神,他们试图对历史重新认识,于是出现了“新历史小说”。苏童的《妻妾成群》,陈忠实的《白鹿原》,莫言的《红高粱》、《丰乳肥臀》,作家们在这些作品中,已经有了自己认识和书写历史的勇气,取代了传统的历史小说,且在后来慢慢成为历史小说创作的规范。新历史小说与其说是对历史的表达,不如说是对历史的解构,它完全放弃了对历史的理性思考,在轰轰烈烈中把历史撕成碎片,只有放大的几个人物组接的若干故事。
第四,调侃文学(京味文学) 。中国新时期文学在10中经过颠覆、重构,并且在中国社会大格局的碰撞中似乎已经正经、理性不起来了,而人们对文学的面孔和表现似乎也有了新的期求,这不得不让文学苦思冥想如何做“人”才能让人喜欢。于是,文坛出现了以王朔及其作品为代表的调侃文学或者说京味文学。不可复制的语言,直白流利的行文,嬉笑怒骂的冷幽默,文学此时不再端着架子居庙堂之高,彻底被拉下马来,“调侃文学”深入人心。调侃文学使得文学的非理性化倾向达到新高。
三、身体感官:文学的感觉主义时代
1990年代,中国社会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市场机制开始在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广泛发挥作用。同时,中国的发展以及进一步融入世界,使中国社会日益繁荣,物质日益丰富,消费和满足消费成为现代生活最显著的特征,物欲让世界膨胀。在生活就是一种感觉,幸福就是一种感觉,甚至健康就是一种感觉的口号倡导下,我们便全面进入感觉主义时代。似乎就是在这个感觉主义的意念下,我们正在全面构建一个可感的世界。现代科技的发展推动世界进入读图时代,声像构造成为现代社会最为突出的文化景观。现代化似乎就是各类图像的拼排。日常生活审美化则使声像构造成为现代社会的合理化需求。而市场化则使我们生活中的一切都将被纳入市场的规则之中,并且都存在着升值的机会。无疑,文学没理由也不可能逃脱市场的游戏规则。更重要的是,文学的视野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市场的作用不但让文学考虑怎样写,还要考虑写什么。有市场有需求的东西都成了文学表达的内容。文学不再仅仅是可以理解的精神产品,也是可以感受感觉的商品。文学也进入了感觉主义时代。
第一,身体写作。如果说之前所有的概念都是“形而上”的精神层面,那么“身体写作”彻底变为了“形而下”的物质层面,崇尚人的身体感官,追逐脂粉气、铺陈身体的美艳与性感,以情感游戏和性感受作为文学热衷表现的内容,力求以身体的突破,达到精神的突破,从而突破文学作品固有的程式,棉棉的《糖》、卫慧的《上海宝贝》最能代表,而其后更多写手的追趋则暴露了大众的猎艳心理,对文学形成了冲击力,被人们冠以香艳文学的“美誉”。身体写作中某些作品的出格描写,一直为人所诟病,备受争议。身体写作的诞生及其轰动,体现了文学自身的自由、随意和文学市场的开放。
第二,美女作家(美男作家) 。美女作家这个概念,和身体写作是有些重合的,但二者还是有区别的。“身体写作”仍然关注的是写作本身,而“美女作家”以及后来的“美男作家”则完全抛弃用作品说话的规矩,对作家的外表给予了充分关注。假使套用钱钟书先生的话,可以理解为:不管鸡蛋有没有营养,下蛋的鸡漂亮就行。
第三,八零后。2003年,八零后概念来势汹汹,其作者都为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人,大多数出自网络或者新概念文学大赛,作品因为生活阅历尚缺,更多的是对内心敏锐感觉的过度关注。韩寒、郭敬明、张悦然,虽不是凭借这个概念出名,却被公认为八零后的三驾马车。2004年的深秋,他们中间有越来越多的写手宣称自己不属于八零后。在推出了李傻傻、孙睿、春树等人之后,它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如果要概括八零后的风格和影响,可能只是泡沫过后的一片虚无。
第四,病痛文学。在毕淑敏的备受争议的《拯救乳房》(关于乳腺癌)之后,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赵玉泓的《中国第一病》(关于乙肝)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出版了台湾作家许佑生的《晚安,忧郁》(关于抑郁症)⋯⋯更多的以疾病为主题的小说和纪实作品出现,共同以疾病为背景,以患者为主人公,具有深刻的社会背景,更容易引起共鸣和关注。病痛文学将是一个长期的概念,文学作品只是一种形式,更渴望达到的,是全社会对病人的关注,共同营造没有歧视的生存环境。
新时期文学搭乘着中国现代化、全球化的快车自身不断发生裂变,如今中国的文学概念要比当代文学前30年,甚至中国现代文学的概念丰富得多,文学的精神追求以及已经形成的品格逐渐表现出开放、自由、平等,且渐趋非自律化,在此我们且不轻率地做臧否评价。但是,我们期待的是在文学概念的转换和文学观念的嬗变中重建中国文学的精神价值,以便为中国文学的辉煌和走向世界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