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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自《胡适自传》 我小时候身体弱，不能跟着野蛮的孩子们一块儿玩。我母亲也不准我和他们乱跑乱跳。小时不曾养成活泼游戏的习惯，无论在什么地方，我总是文绉绉的。所以家乡老辈都说我“像个先生样子”，遂叫我做“穈先生”。这个绰号叫出去之后，人都知道三先生的小儿子叫做穈先生了。既有“先生”之名，我不能不装出点“先生”样子，更不能跟着顽童们“野”了。有一天，我在我家八字门口和一班孩子“掷铜钱”，一位老辈走过，见了我，笑道：“穈先生也掷铜钱吗？”我听了羞愧的面红耳热，觉得大失了“先生”的身份！ 大人们鼓励我装先生样子，我也没有嬉戏的能力和习惯，又因为我确是喜欢看书，故我一生可算是不曾享过儿童游戏的生活。每年秋天，我的庶祖母同我到田里去“监割”（顶好的田，水旱无忧，收成最好，佃户每约田主来监割，打下谷子，两家平分），我总是坐在小树下看小说。十一二岁时 ，我稍活泼一点，居然和一群同学组织了一个戏剧班，做了一些木刀竹枪，借得了几副假胡须，就在村口田里做戏。我做的往往是诸葛亮，刘备一类的文角儿；只有一次我做史文恭，被花荣一箭从椅子上射倒下去，这算是我最活泼的玩艺儿了。 我在这九年（1895-1904）之中，只学得了读书写字两件事。在文字和思想的方面，不能不算是打了一点底子。但别的方面都没有发展的机会。有一次我们村“当朋”（八都凡五村，称为“五朋”，每年一村轮着做太子会，名为“当朋”）筹备太子会，有人提议要派我加入前村的昆腔队里学习吹笙或吹笛。族里长辈反对，说我年纪太小，不能跟着太子会走遍五朋。于是我便失掉了学习音乐的唯一机会。三十年来，我不曾拿过乐器，也全不懂音乐；究竟我有没有一点学音乐的天资，我至今不知道。至于学图画，更是不可能的事。我常常用竹纸蒙在小说书的石印绘像上，摹画书上的英雄美人。有一天，被先生看见了，挨了一顿大骂，抽屉里的图画都被搜出撕毁了。于是我又失掉了学做画家的机会。 但这九年的生活，除了读书看书之外，究竟给了我一点做人的训练。在这一点上，我的恩师便是我的慈母。 每天天刚亮时，我母亲便把我喊醒，叫我披衣坐起。我从不知道她醒来坐了多久了。她看我清醒了，便对我说昨天我做错了什么事，说错了什么话，要我认错，要我用功读书。有时候她对我说父亲的种种好处，她说：“你总要踏上你老子的脚步。我一生只晓得这一个完全的人，你要学他，不要跌他的股。”（跌股便是丢脸出丑。）她说到伤心处，往往掉下泪来。到天大明时，她才把我的衣服穿好，催我去上早学。学堂门上的锁匙放在先生家里；我先到学堂门口一望，便跑到先生家里去敲门。先生家里有人把锁匙从门缝里递出来，我拿了跑回去，开了门，坐下念生书，十天之中，总有八九天我是第一个去开学堂门的。等到先生来了，我背了生书，才回家吃早饭。 我母亲管束我最严，她是慈母兼任严父。但她从来不在别人面前骂我一句，打我一下，我做错了事，她只对我一望，我看见了她的严厉眼光，便吓住了。犯的事小，她等到第二天早晨我睡醒时才教训我。犯的事大，她等到晚上人静时，关了房门，先责备我，然后行罚，或罚跪，或拧我的肉。无论怎样重罚，总不许我哭出声音来，她教训儿子不是借此出气叫别人听的。 有一个初秋的傍晚，我吃了晚饭，在门口玩，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背心。这时候我母亲的妹子玉英姨母在我家住，她怕我冷了，拿了一件小衫出来叫我穿上。我不肯穿，她说：“穿上吧，凉了。”我随口回答：“娘（凉）,什么！老子都不老子呀。”我刚说了这句话，一抬头，看见母亲从家里走出，我赶快把小衫穿上。但她已听见这句轻薄的话了。晚上人静后，她罚我跪下，重重的责罚了一顿。她说：“你没了老子，是多么得意的事！好用来说嘴！”她气得坐着发抖，也不许我上床去睡。我跪着哭，用手擦眼泪，不知擦进了什么微菌，后来足足害了一年多的翳病。医来医去，总医不好。我母亲心里又悔又急，听说眼翳可以用舌头舔去，有一夜她把我叫醒，她真用舌头舔我的病眼。这是我的严师，我的慈母。 我母亲二十三岁做了寡妇，又是当家的后母。这种生活的痛苦，我的笨笔写不出一万分之一二。家中财政本不宽裕，全靠二哥在上海经营调度。大哥从小便是败子，吸鸦片烟、赌博，钱到手就光，光了便回家打主意，见了香炉便拿出去卖，捞着锡茶壶便拿出押。我母亲几次邀了本家长辈来，给他定下每月用费的数目。但他总不够用，到处都欠下烟债赌债。每年除夕我家中总有一大群讨债的，每人一盏灯笼，坐在大厅上不肯去。大哥早已避出去了。大厅的两排椅子上满满的都是灯笼和债主。我母亲走进走出，料理年夜饭，谢灶神，压岁钱等事，只当做不曾看见这一群人。到了近半夜，快要“封门”了，我母亲才走后门出去，央一位邻居本家到我家来，每一家债户开发一点钱。做好做歹的，这一群讨债的才一个一个提着灯笼走出去。一会儿，大哥敲门回来了。我母亲从不骂他一句。并且因为是新年，她脸上从不露出一点怒色。这样的过年，我过了六七次。 大嫂是个最无能而又最不懂事的人，二嫂是个能干而气量很窄小的人。他们常常闹意见，只因为我母亲的和气榜样，他们还不曾有公然相骂相打的事。她们闹气时，只是不说话，不答话，把脸放下来，叫人难看；二嫂生气时，脸色变青，更是怕人。她们对我母亲闹气时，也是如此，我起初全不懂得这一套，后来也渐渐懂得看人的脸色了。我渐渐明白，世间最可厌恶的事莫如一张生气的脸；世间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气的脸摆给旁人看，这比打骂还难受。 我母亲的气量大，性子好，又因为做了后母后婆，她更事事留心，事事格外容忍。大哥的女儿比我只小一岁，她的饮食衣服总是和我的一样。我和她有小争执，总是我吃亏，母亲总是责备我，要我事事让她。后来大嫂二嫂都生了儿子了，她们生气时便打骂孩子来出气，一面打，一面用尖刻有刺的话骂给别人听。我母亲只装做不听见。有时候，她实在忍不住了，便悄悄走出门去，或到左邻立大嫂家去坐一会，或走后门到后邻度嫂家去闲谈。她从不和两个嫂子吵一句嘴。 每个嫂子一生气，往往十天半个月不歇，天天走进走出，板着脸，咬着嘴，打骂小孩子出气。我母亲只忍耐着，到实在不可再忍的一天，她也有她的法子。这一天的天明时，她便不起床，轻轻的哭一场。她不骂一个人，只哭她的丈夫，哭她自己苦命，留不住她丈夫来照管她。她先哭时，声音很低，渐渐哭出声来。我醒了起来劝她，她不肯住。这时候，我总听得见前堂（二嫂住前堂东房）或后堂（大嫂住后堂西房）有一扇房门开了，一个嫂子走出房向厨房走去。不多一会，那位嫂子来敲我们的房门了。我开了房门，她走进来，捧着一碗热茶，送到我母亲床前，劝她止哭，请她喝口热茶。我母亲慢慢停住哭声，伸手接了茶碗。那位嫂子站着劝一会，才退出去。没有一句话提到什么人，也没有一个字提到这十天半个月来的气脸，然而各人心里明白，泡茶进来的嫂子总是那十天半个月来闹气的人。奇怪的很，这一哭之后，至少有一两个月的太平清静日子。 我母亲待人最仁慈，最温和，从来没有一句伤人感情的话；但她有时候也很有刚气，不受一点人格上的侮辱。我家五叔是个无正业的浪人，有一天在烟馆里发牢骚，说我母亲家中有事总请某人帮忙，大概总有什么好处给他。这句话传到了我母亲耳朵里，她气得大哭，请了几位本家来，把五叔喊来，她当面质问他，她给了某人什么好处。直到五叔当众认错赔罪，她才罢休。 我在我母亲的教训之下度过了少年时代，受了她的极大极深的影响。我十四岁（其实只有十二零两三个月）便离开她了，在这广漠的人海里独自混了二十多年，没有一个人管束过我。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
我的母亲(老舍）
母亲的娘家是北平德胜门外，土城儿外边，通大钟寺的大路上的一个小村里。村里一共有四五家人家，都姓马。大家都种点不十分肥美的地，但是与我同辈的兄弟们，也有当兵的，作木匠的，作泥水匠的，和当巡察的。他们虽然是农家，却养不起牛马，人手不够的时候，妇女便也须下地作活。
对于姥姥家，我只知道上述的一点。外公外婆是什么样子，我就不知道了，因为他们早已去世。至于更远的族系与家史，就更不晓得了；穷人只能顾眼前的衣食，没有功夫谈论什么过去的光荣；“家谱”这字眼，我在幼年就根本没有听说过。
母亲生在农家，所以勤俭诚实，身体也好。这一点事实却极重要，因为假若我没有这样的一位母亲，我以为我恐怕也就要大大的打个折扣了。
母亲出嫁大概是很早，因为我的大姐现在已是六十多岁的老太婆，而我的大外甥女还长我一岁啊。我有三个哥哥，四个姐姐，但能长大成人的，只有大姐，二姐，三姐，三哥与我。我是“老”儿子。生我的时候，母亲已有四十一岁，大姐二姐已都出了阁。
由大姐与二姐所嫁入的家庭来推断，在我生下之前，我的家里，大概还马马虎虎的过得去。那时候定婚讲究门当户对，而大姐丈是作小官的，二姐丈也开过一间酒馆，他们都是相当体面的人。
可是，我，我给家庭带来了不幸：我生下来，母亲晕过去半夜，才睁眼看见她的老儿子——感谢大姐，把我揣在怀中，致未冻死。
一岁半，我把父亲“克”死了。
兄不到十岁，三姐十二、三岁，我才一岁半，全仗母亲独力抚养了。父亲的寡姐跟我们一块儿住，她吸鸦片，她喜摸纸牌，她的脾气极坏。为我们的衣食，母亲要给人家洗衣服，缝补或裁缝衣裳。在我的记忆中，她的手终年是鲜红微肿的。白天，她洗衣服，洗一两大绿瓦盆。她作事永远丝毫也不敷衍，就是屠户们送来的黑如铁的布袜，她也给洗得雪白。晚间，她与三姐抱着一盏油灯，还要缝补衣服，一直到半夜。她终年没有休息，可是在忙碌中她还把院子屋中收拾得清清爽爽。桌椅都是旧的，柜门的铜活久已残缺不全，可是她的手老使破桌面上没有尘土，残破的铜活发着光。院中，父亲遗留下的几盆石榴与夹竹桃，永远会得到应有的浇灌与爱护，年年夏天开许多花。
哥哥似乎没有同我玩耍过。有时候，他去读书；有时候，他去学徒；有时候，他也去卖花生或樱桃之类的小东西。母亲含着泪把他送走，不到两天，又含着泪接他回来。我不明白这都是什么事，而只觉得与他很生疏。与母亲相依为命的是我与三姐。因此，她们作事，我老在后面跟着。她们浇花，我也张罗着取水；她们扫地，我就撮土……从这里，我学得了爱花，爱清洁，守秩序。这些习惯至今还被我保存着。
有客人来，无论手中怎么窘，母亲也要设法弄一点东西去款待。舅父与表哥们往往是自己掏钱买酒肉食，这使她脸上羞得飞红，可是殷勤的给他们温酒作面，又给她一些喜悦。遇上亲友家中有喜丧事，母亲必把大褂洗得干干净净，亲自去贺吊——份礼也许只是两吊小钱。到如今如我的好客的习性，还未全改，尽管生活是这么清苦，因为自幼儿看惯了的事情是不易改掉的。
姑母常闹脾气。她单在鸡蛋里找骨头。她是我家中的阎王。直到我入了中学，她才死去，我可是没有看见母亲反抗过。“没受过婆婆的气，还不受大姑子的吗？命当如此！”母亲在非解释一下不足以平服别人的时候，才这样说。是的，命当如此。母亲活到老，穷到老，辛苦到老，全是命当如此。她最会吃亏。给亲友邻居帮忙，她总跑在前面：她会给婴儿洗三——穷朋友们可以因此少花一笔“请姥姥”钱——她会刮痧，她会给孩子们剃头，她会给少妇们绞脸……凡是她能作的，都有求必应。但是吵嘴打架，永远没有她。她宁吃亏，不逗气。当姑母死去的时候，母亲似乎把一世的委屈都哭了出来，一直哭到坟地。不知道哪里来的一位侄子，声称有承继权，母亲便一声不响，教他搬走那些破桌子烂板凳，而且把姑母养的一只肥母鸡也送给他。
可是，母亲并不软弱。父亲死在庚子闹“拳”的那一年。联军入城，挨家搜索财物鸡鸭，我们被搜两次。母亲拉着哥哥与三姐坐在墙根，等着“鬼子”进门，街门是开着的。“鬼子”进门，一刺刀先把老黄狗刺死，而后入室搜索。他们走后，母亲把破衣箱搬起，才发现了我。假若箱子不空，我早就被压死了。皇上跑了，丈夫死了，鬼子来了，满城是血光火焰，可是母亲不怕，她要在刺刀下，饥荒中，保护着儿女。北平有多少变乱啊，有时候兵变了，街市整条的烧起，火团落在我们院中。有时候内战了，城门紧闭，铺店关门，昼夜响着抢炮。这惊恐，这紧张，再加上一家饮食的筹划，儿女安全的顾虑，岂是一个软弱的老寡妇所能受得起的？可是，在这种时候，母亲的心横起来，她不慌不哭，要从无办法中想出办法来。她的泪会往心中落！这点软而硬的个性，也传给了我。我对一切人与事，都取和平的态度，把吃亏看作当然的。但是，在作人上，我有一定的宗旨与基本的法则，什么事都可将就，而不能超过自己划好的界限。我怕见生人，怕办杂事，怕出头露面；但是到了非我去不可的时候，我便不得不去，正象我的母亲。从私塾到小学，到中学，我经历过起码有廿位教师吧，其中有给我很大影响的，也有毫无影响的，但是我的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
当我在小学毕了业的时候，亲友一致的愿意我去学手艺，好帮助母亲。我晓得我应当去找饭吃，以减轻母亲的勤劳困苦。可是，我也愿意升学。我偷偷的考入了师范学校——制服，饭食，书籍，宿处，都由学校供给。只有这样，我才敢对母亲提升学的话。入学，要交十元的保证金。这是一笔巨款！母亲作了半个月的难，把这巨款筹到，而后含泪把我送出门去。她不辞劳苦，只要儿子有出息。当我由师范毕业，而被派为小学校校长，母亲与我都一夜不曾合眼。我只说了句：“以后，您可以歇一歇了！”她的回答只有一串串的眼泪。我入学之后，三姐结了婚。母亲对儿女是都一样疼爱的，但是假若她也有点偏爱的话，她应当偏爱三姐，因为自父亲死后，家中一切的事情都是母亲和三姐共同撑持的。三姐是母亲的右手。但是母亲知道这右手必须割去，她不能为自己的便利而耽误了女儿的青春。当花轿来到我们的破门外的时候，母亲的手就和冰一样的凉，脸上没有血色——那是阴历四月，天气很暖。大家都怕她晕过去。可是，她挣扎着，咬着嘴唇，手扶着门框，看花轿徐徐的走去。不久，姑母死了。三姐已出嫁，哥哥不在家，我又住学校，家中只剩母亲自己。她还须自晓至晚的操作，可是终日没人和她说一句话。新年到了，正赶上政府倡用阳历，不许过旧年。除夕，我请了两小时的假。由拥挤不堪的街市回到清炉冷灶的家中。母亲笑了。及至听说我还须回校，她楞住了。半天，她才叹出一口气来。到我该走的时候，她递给我一些花生，“去吧，小子！”街上是那么热闹，我却什么也没看见，泪遮迷了我的眼。今天，泪又遮住了我的眼，又想起当日孤独的过那凄惨的除夕的慈母。可是慈母不会再候盼着我了，她已入了土！
儿女的生命是不依顺着父母所设下的轨道一直前进的，所以老人总免不了伤心。我甘三岁，母亲要我结了婚，我不要。我请来三姐给我说情，老母含泪点了头。我爱母亲，但是我给了她最大的打击。时代使我成为逆子。廿七岁，我上了英国。为了自己，我给六十多岁的老母以第二次打击。在她七十大寿的那一天，我还远在异域。那天，据姐姐们后来告诉我，老太太只喝了两口酒，很早的便睡下。她想念她的幼子，而不便说出来。
七七抗战后，我由济南逃出来。北平又象庚子那年似的被鬼子占据了，可是母亲日夜惦念的幼子却跑西南来。母亲怎样想念我，我可以想象得到，可是我不能回去。每逢接到家信，我总不敢马上拆看，我怕，怕，怕，怕有那不祥的消息。人，即使活到八九十岁，有母亲便可以多少还有点孩子气。失了慈母便象花插在瓶子里，虽然还有色有香，却失去了根。有母亲的人，心里是安定的。我怕，怕，怕家信中带来不好的消息，告诉我已是失了根的花草。
去年一年，我在家信中找不到关于老母的起居情况。我疑虑，害怕。我想象得到，如有不幸，家中念我流亡孤苦，或不忍相告。母亲的生日是在九月，我在八月半写去祝寿的信，算计着会在寿日之前到达。信中嘱咐千万把寿日的详情写来，使我不再疑虑。十二月二十六日，由文化劳军的大会上回来，我接到家信。我不敢拆读。就寝前，我拆开信，母亲已去世一年了！
生命是母亲给我的。我之能长大成人，是母亲的血汗灌养的。我之能成为一个不十分坏的人，是母亲感化的。我的性格，习惯，是母亲传给的。她一世未曾享过一天福，临死还吃的是粗粮。唉！还说什么呢？心痛！心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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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自《胡适自传》 我小时候身体弱，不能跟着野蛮的孩子们一块儿玩。我母亲也不准我和他们乱跑乱跳。小时不曾养成活泼游戏的习惯，无论在什么地方，我总是文绉绉的。所以家乡老辈都说我“像个先生样子”，遂叫我做“穈先生”。这个绰号叫出去之后，人都知道三先生的小儿子叫做穈先生了。既有“先生”之名，我不能不装出点“先生”样子，更不能跟着顽童们“野”了。有一天，我在我家八字门口和一班孩子“掷铜钱”，一位老辈走过，见了我，笑道：“穈先生也掷铜钱吗？”我听了羞愧的面红耳热，觉得大失了“先生”的身份！ 大人们鼓励我装先生样子，我也没有嬉戏的能力和习惯，又因为我确是喜欢看书，故我一生可算是不曾享过儿童游戏的生活。每年秋天，我的庶祖母同我到田里去“监割”（顶好的田，水旱无忧，收成最好，佃户每约田主来监割，打下谷子，两家平分），我总是坐在小树下看小说。十一二岁时 ，我稍活泼一点，居然和一群同学组织了一个戏剧班，做了一些木刀竹枪，借得了几副假胡须，就在村口田里做戏。我做的往往是诸葛亮，刘备一类的文角儿；只有一次我做史文恭，被花荣一箭从椅子上射倒下去，这算是我最活泼的玩艺儿了。 我在这九年（1895-1904）之中，只学得了读书写字两件事。在文字和思想的方面，不能不算是打了一点底子。但别的方面都没有发展的机会。有一次我们村“当朋”（八都凡五村，称为“五朋”，每年一村轮着做太子会，名为“当朋”）筹备太子会，有人提议要派我加入前村的昆腔队里学习吹笙或吹笛。族里长辈反对，说我年纪太小，不能跟着太子会走遍五朋。于是我便失掉了学习音乐的唯一机会。三十年来，我不曾拿过乐器，也全不懂音乐；究竟我有没有一点学音乐的天资，我至今不知道。至于学图画，更是不可能的事。我常常用竹纸蒙在小说书的石印绘像上，摹画书上的英雄美人。有一天，被先生看见了，挨了一顿大骂，抽屉里的图画都被搜出撕毁了。于是我又失掉了学做画家的机会。 但这九年的生活，除了读书看书之外，究竟给了我一点做人的训练。在这一点上，我的恩师便是我的慈母。 每天天刚亮时，我母亲便把我喊醒，叫我披衣坐起。我从不知道她醒来坐了多久了。她看我清醒了，便对我说昨天我做错了什么事，说错了什么话，要我认错，要我用功读书。有时候她对我说父亲的种种好处，她说：“你总要踏上你老子的脚步。我一生只晓得这一个完全的人，你要学他，不要跌他的股。”（跌股便是丢脸出丑。）她说到伤心处，往往掉下泪来。到天大明时，她才把我的衣服穿好，催我去上早学。学堂门上的锁匙放在先生家里；我先到学堂门口一望，便跑到先生家里去敲门。先生家里有人把锁匙从门缝里递出来，我拿了跑回去，开了门，坐下念生书，十天之中，总有八九天我是第一个去开学堂门的。等到先生来了，我背了生书，才回家吃早饭。 我母亲管束我最严，她是慈母兼任严父。但她从来不在别人面前骂我一句，打我一下，我做错了事，她只对我一望，我看见了她的严厉眼光，便吓住了。犯的事小，她等到第二天早晨我睡醒时才教训我。犯的事大，她等到晚上人静时，关了房门，先责备我，然后行罚，或罚跪，或拧我的肉。无论怎样重罚，总不许我哭出声音来，她教训儿子不是借此出气叫别人听的。 有一个初秋的傍晚，我吃了晚饭，在门口玩，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背心。这时候我母亲的妹子玉英姨母在我家住，她怕我冷了，拿了一件小衫出来叫我穿上。我不肯穿，她说：“穿上吧，凉了。”我随口回答：“娘（凉）,什么！老子都不老子呀。”我刚说了这句话，一抬头，看见母亲从家里走出，我赶快把小衫穿上。但她已听见这句轻薄的话了。晚上人静后，她罚我跪下，重重的责罚了一顿。她说：“你没了老子，是多么得意的事！好用来说嘴！”她气得坐着发抖，也不许我上床去睡。我跪着哭，用手擦眼泪，不知擦进了什么微菌，后来足足害了一年多的翳病。医来医去，总医不好。我母亲心里又悔又急，听说眼翳可以用舌头舔去，有一夜她把我叫醒，她真用舌头舔我的病眼。这是我的严师，我的慈母。 我母亲二十三岁做了寡妇，又是当家的后母。这种生活的痛苦，我的笨笔写不出一万分之一二。家中财政本不宽裕，全靠二哥在上海经营调度。大哥从小便是败子，吸鸦片烟、赌博，钱到手就光，光了便回家打主意，见了香炉便拿出去卖，捞着锡茶壶便拿出押。我母亲几次邀了本家长辈来，给他定下每月用费的数目。但他总不够用，到处都欠下烟债赌债。每年除夕我家中总有一大群讨债的，每人一盏灯笼，坐在大厅上不肯去。大哥早已避出去了。大厅的两排椅子上满满的都是灯笼和债主。我母亲走进走出，料理年夜饭，谢灶神，压岁钱等事，只当做不曾看见这一群人。到了近半夜，快要“封门”了，我母亲才走后门出去，央一位邻居本家到我家来，每一家债户开发一点钱。做好做歹的，这一群讨债的才一个一个提着灯笼走出去。一会儿，大哥敲门回来了。我母亲从不骂他一句。并且因为是新年，她脸上从不露出一点怒色。这样的过年，我过了六七次。 大嫂是个最无能而又最不懂事的人，二嫂是个能干而气量很窄小的人。他们常常闹意见，只因为我母亲的和气榜样，他们还不曾有公然相骂相打的事。她们闹气时，只是不说话，不答话，把脸放下来，叫人难看；二嫂生气时，脸色变青，更是怕人。她们对我母亲闹气时，也是如此，我起初全不懂得这一套，后来也渐渐懂得看人的脸色了。我渐渐明白，世间最可厌恶的事莫如一张生气的脸；世间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气的脸摆给旁人看，这比打骂还难受。 我母亲的气量大，性子好，又因为做了后母后婆，她更事事留心，事事格外容忍。大哥的女儿比我只小一岁，她的饮食衣服总是和我的一样。我和她有小争执，总是我吃亏，母亲总是责备我，要我事事让她。后来大嫂二嫂都生了儿子了，她们生气时便打骂孩子来出气，一面打，一面用尖刻有刺的话骂给别人听。我母亲只装做不听见。有时候，她实在忍不住了，便悄悄走出门去，或到左邻立大嫂家去坐一会，或走后门到后邻度嫂家去闲谈。她从不和两个嫂子吵一句嘴。 每个嫂子一生气，往往十天半个月不歇，天天走进走出，板着脸，咬着嘴，打骂小孩子出气。我母亲只忍耐着，到实在不可再忍的一天，她也有她的法子。这一天的天明时，她便不起床，轻轻的哭一场。她不骂一个人，只哭她的丈夫，哭她自己苦命，留不住她丈夫来照管她。她先哭时，声音很低，渐渐哭出声来。我醒了起来劝她，她不肯住。这时候，我总听得见前堂（二嫂住前堂东房）或后堂（大嫂住后堂西房）有一扇房门开了，一个嫂子走出房向厨房走去。不多一会，那位嫂子来敲我们的房门了。我开了房门，她走进来，捧着一碗热茶，送到我母亲床前，劝她止哭，请她喝口热茶。我母亲慢慢停住哭声，伸手接了茶碗。那位嫂子站着劝一会，才退出去。没有一句话提到什么人，也没有一个字提到这十天半个月来的气脸，然而各人心里明白，泡茶进来的嫂子总是那十天半个月来闹气的人。奇怪的很，这一哭之后，至少有一两个月的太平清静日子。 我母亲待人最仁慈，最温和，从来没有一句伤人感情的话；但她有时候也很有刚气，不受一点人格上的侮辱。我家五叔是个无正业的浪人，有一天在烟馆里发牢骚，说我母亲家中有事总请某人帮忙，大概总有什么好处给他。这句话传到了我母亲耳朵里，她气得大哭，请了几位本家来，把五叔喊来，她当面质问他，她给了某人什么好处。直到五叔当众认错赔罪，她才罢休。 我在我母亲的教训之下度过了少年时代，受了她的极大极深的影响。我十四岁（其实只有十二零两三个月）便离开她了，在这广漠的人海里独自混了二十多年，没有一个人管束过我。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
我的母亲(老舍）
母亲的娘家是北平德胜门外，土城儿外边，通大钟寺的大路上的一个小村里。村里一共有四五家人家，都姓马。大家都种点不十分肥美的地，但是与我同辈的兄弟们，也有当兵的，作木匠的，作泥水匠的，和当巡察的。他们虽然是农家，却养不起牛马，人手不够的时候，妇女便也须下地作活。
对于姥姥家，我只知道上述的一点。外公外婆是什么样子，我就不知道了，因为他们早已去世。至于更远的族系与家史，就更不晓得了；穷人只能顾眼前的衣食，没有功夫谈论什么过去的光荣；“家谱”这字眼，我在幼年就根本没有听说过。
母亲生在农家，所以勤俭诚实，身体也好。这一点事实却极重要，因为假若我没有这样的一位母亲，我以为我恐怕也就要大大的打个折扣了。
母亲出嫁大概是很早，因为我的大姐现在已是六十多岁的老太婆，而我的大外甥女还长我一岁啊。我有三个哥哥，四个姐姐，但能长大成人的，只有大姐，二姐，三姐，三哥与我。我是“老”儿子。生我的时候，母亲已有四十一岁，大姐二姐已都出了阁。
由大姐与二姐所嫁入的家庭来推断，在我生下之前，我的家里，大概还马马虎虎的过得去。那时候定婚讲究门当户对，而大姐丈是作小官的，二姐丈也开过一间酒馆，他们都是相当体面的人。
可是，我，我给家庭带来了不幸：我生下来，母亲晕过去半夜，才睁眼看见她的老儿子——感谢大姐，把我揣在怀中，致未冻死。
一岁半，我把父亲“克”死了。
兄不到十岁，三姐十二、三岁，我才一岁半，全仗母亲独力抚养了。父亲的寡姐跟我们一块儿住，她吸鸦片，她喜摸纸牌，她的脾气极坏。为我们的衣食，母亲要给人家洗衣服，缝补或裁缝衣裳。在我的记忆中，她的手终年是鲜红微肿的。白天，她洗衣服，洗一两大绿瓦盆。她作事永远丝毫也不敷衍，就是屠户们送来的黑如铁的布袜，她也给洗得雪白。晚间，她与三姐抱着一盏油灯，还要缝补衣服，一直到半夜。她终年没有休息，可是在忙碌中她还把院子屋中收拾得清清爽爽。桌椅都是旧的，柜门的铜活久已残缺不全，可是她的手老使破桌面上没有尘土，残破的铜活发着光。院中，父亲遗留下的几盆石榴与夹竹桃，永远会得到应有的浇灌与爱护，年年夏天开许多花。
哥哥似乎没有同我玩耍过。有时候，他去读书；有时候，他去学徒；有时候，他也去卖花生或樱桃之类的小东西。母亲含着泪把他送走，不到两天，又含着泪接他回来。我不明白这都是什么事，而只觉得与他很生疏。与母亲相依为命的是我与三姐。因此，她们作事，我老在后面跟着。她们浇花，我也张罗着取水；她们扫地，我就撮土……从这里，我学得了爱花，爱清洁，守秩序。这些习惯至今还被我保存着。
有客人来，无论手中怎么窘，母亲也要设法弄一点东西去款待。舅父与表哥们往往是自己掏钱买酒肉食，这使她脸上羞得飞红，可是殷勤的给他们温酒作面，又给她一些喜悦。遇上亲友家中有喜丧事，母亲必把大褂洗得干干净净，亲自去贺吊——份礼也许只是两吊小钱。到如今如我的好客的习性，还未全改，尽管生活是这么清苦，因为自幼儿看惯了的事情是不易改掉的。
姑母常闹脾气。她单在鸡蛋里找骨头。她是我家中的阎王。直到我入了中学，她才死去，我可是没有看见母亲反抗过。“没受过婆婆的气，还不受大姑子的吗？命当如此！”母亲在非解释一下不足以平服别人的时候，才这样说。是的，命当如此。母亲活到老，穷到老，辛苦到老，全是命当如此。她最会吃亏。给亲友邻居帮忙，她总跑在前面：她会给婴儿洗三——穷朋友们可以因此少花一笔“请姥姥”钱——她会刮痧，她会给孩子们剃头，她会给少妇们绞脸……凡是她能作的，都有求必应。但是吵嘴打架，永远没有她。她宁吃亏，不逗气。当姑母死去的时候，母亲似乎把一世的委屈都哭了出来，一直哭到坟地。不知道哪里来的一位侄子，声称有承继权，母亲便一声不响，教他搬走那些破桌子烂板凳，而且把姑母养的一只肥母鸡也送给他。
可是，母亲并不软弱。父亲死在庚子闹“拳”的那一年。联军入城，挨家搜索财物鸡鸭，我们被搜两次。母亲拉着哥哥与三姐坐在墙根，等着“鬼子”进门，街门是开着的。“鬼子”进门，一刺刀先把老黄狗刺死，而后入室搜索。他们走后，母亲把破衣箱搬起，才发现了我。假若箱子不空，我早就被压死了。皇上跑了，丈夫死了，鬼子来了，满城是血光火焰，可是母亲不怕，她要在刺刀下，饥荒中，保护着儿女。北平有多少变乱啊，有时候兵变了，街市整条的烧起，火团落在我们院中。有时候内战了，城门紧闭，铺店关门，昼夜响着抢炮。这惊恐，这紧张，再加上一家饮食的筹划，儿女安全的顾虑，岂是一个软弱的老寡妇所能受得起的？可是，在这种时候，母亲的心横起来，她不慌不哭，要从无办法中想出办法来。她的泪会往心中落！这点软而硬的个性，也传给了我。我对一切人与事，都取和平的态度，把吃亏看作当然的。但是，在作人上，我有一定的宗旨与基本的法则，什么事都可将就，而不能超过自己划好的界限。我怕见生人，怕办杂事，怕出头露面；但是到了非我去不可的时候，我便不得不去，正象我的母亲。从私塾到小学，到中学，我经历过起码有廿位教师吧，其中有给我很大影响的，也有毫无影响的，但是我的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
当我在小学毕了业的时候，亲友一致的愿意我去学手艺，好帮助母亲。我晓得我应当去找饭吃，以减轻母亲的勤劳困苦。可是，我也愿意升学。我偷偷的考入了师范学校——制服，饭食，书籍，宿处，都由学校供给。只有这样，我才敢对母亲提升学的话。入学，要交十元的保证金。这是一笔巨款！母亲作了半个月的难，把这巨款筹到，而后含泪把我送出门去。她不辞劳苦，只要儿子有出息。当我由师范毕业，而被派为小学校校长，母亲与我都一夜不曾合眼。我只说了句：“以后，您可以歇一歇了！”她的回答只有一串串的眼泪。我入学之后，三姐结了婚。母亲对儿女是都一样疼爱的，但是假若她也有点偏爱的话，她应当偏爱三姐，因为自父亲死后，家中一切的事情都是母亲和三姐共同撑持的。三姐是母亲的右手。但是母亲知道这右手必须割去，她不能为自己的便利而耽误了女儿的青春。当花轿来到我们的破门外的时候，母亲的手就和冰一样的凉，脸上没有血色——那是阴历四月，天气很暖。大家都怕她晕过去。可是，她挣扎着，咬着嘴唇，手扶着门框，看花轿徐徐的走去。不久，姑母死了。三姐已出嫁，哥哥不在家，我又住学校，家中只剩母亲自己。她还须自晓至晚的操作，可是终日没人和她说一句话。新年到了，正赶上政府倡用阳历，不许过旧年。除夕，我请了两小时的假。由拥挤不堪的街市回到清炉冷灶的家中。母亲笑了。及至听说我还须回校，她楞住了。半天，她才叹出一口气来。到我该走的时候，她递给我一些花生，“去吧，小子！”街上是那么热闹，我却什么也没看见，泪遮迷了我的眼。今天，泪又遮住了我的眼，又想起当日孤独的过那凄惨的除夕的慈母。可是慈母不会再候盼着我了，她已入了土！
儿女的生命是不依顺着父母所设下的轨道一直前进的，所以老人总免不了伤心。我甘三岁，母亲要我结了婚，我不要。我请来三姐给我说情，老母含泪点了头。我爱母亲，但是我给了她最大的打击。时代使我成为逆子。廿七岁，我上了英国。为了自己，我给六十多岁的老母以第二次打击。在她七十大寿的那一天，我还远在异域。那天，据姐姐们后来告诉我，老太太只喝了两口酒，很早的便睡下。她想念她的幼子，而不便说出来。
七七抗战后，我由济南逃出来。北平又象庚子那年似的被鬼子占据了，可是母亲日夜惦念的幼子却跑西南来。母亲怎样想念我，我可以想象得到，可是我不能回去。每逢接到家信，我总不敢马上拆看，我怕，怕，怕，怕有那不祥的消息。人，即使活到八九十岁，有母亲便可以多少还有点孩子气。失了慈母便象花插在瓶子里，虽然还有色有香，却失去了根。有母亲的人，心里是安定的。我怕，怕，怕家信中带来不好的消息，告诉我已是失了根的花草。
去年一年，我在家信中找不到关于老母的起居情况。我疑虑，害怕。我想象得到，如有不幸，家中念我流亡孤苦，或不忍相告。母亲的生日是在九月，我在八月半写去祝寿的信，算计着会在寿日之前到达。信中嘱咐千万把寿日的详情写来，使我不再疑虑。十二月二十六日，由文化劳军的大会上回来，我接到家信。我不敢拆读。就寝前，我拆开信，母亲已去世一年了！
生命是母亲给我的。我之能长大成人，是母亲的血汗灌养的。我之能成为一个不十分坏的人，是母亲感化的。我的性格，习惯，是母亲传给的。她一世未曾享过一天福，临死还吃的是粗粮。唉！还说什么呢？心痛！心痛！
温馨提示：内容为网友见解，仅供参考
第1个回答 2011-03-08
[思路分析]
关于赞美母亲的散文很多
下面提供一篇散文诗和一篇散文，供参考
[解题过程]
妈妈
每每提起这熟悉的字，
我的心仿佛被针狠狠的刺了一下。
每每想起您面带皱纹的神情，
我总是黯然泪下，
我爱您妈妈！
天还没亮，您手中已握着采好的桑麻，
当晨光洒满大地，
床头边放着您为我挤好的牙刷，
当我们坐在明亮的学堂，
您还在炙热的太阳底下。
妈妈呀！妈妈，
夕阳晒黑了您的脸颊，
晚风吹白了您的头发。
您用心血和汗水，为我们建造了一个温暧的家。
您像春天里温暖的春风，
吹醒了我们稚嫩的新芽，
您像夏日里的雨水，
滋润着我们长大。
您是秋天里沉甸甸的硕果，
带给我们坚强让我们奋发。
你是冬天里的火焰，
燃烧了自己，温暖了天下。
您让我们不要在风雨中轻易倒下，
您让我们好好学习将来报效国家。
您无言的付出，不求任何报答，
可您总是在我离去之后，偷偷地把泪拭擦，
妈妈呀！妈妈，亲爱的妈妈！
您的足迹，已在孩儿心中深深烙下，
您的关怀，也在孩儿心中萌发。
带着您的嘱咐，带着您的牵挂。
带着您热切的心，陪我走遍天下。
妈妈
妈妈是姥姥的大女儿，是身下六个妹妹的大姐。也许做长女本身就意味着要承担更多，肩负更多。放学回家喂一大群的鸡鸭鹅，常常是睡觉前看看书学学习。我在姥姥家箱子底下看到妈妈从小学到中学的黄得发霉的一张一张奖状的时候我的鼻子发酸眼睛发涩。姥姥说，你妈十二岁那年我生你四姨，之后就患病在床，你妈开始做全家人吃的饭了。我记得有一年我和伙伴们满村子疯跑，妈妈唤我的名字，一遍遍的叫我回家吃饭。那一年，我十二岁。
妈妈二十八岁嫁到陈家。作为陈家老儿子的爸爸没能给妈妈带来幸福。这个家庭却让妈妈受尽了委屈。村子里有不成文的规定，老儿子是不给批房基地的。妈妈嫁过来就和爸爸住奶奶家的对面屋。一个只够三个人睡的土炕，一个土黄色的立柜，两个爆了皮的沙发。这就是陈家娶儿媳妇的本钱。
村里人都说，老儿子是要养老送终的，老人的家产也是要给老儿子的。可奶奶家房前一亩左右的大园子没给过我们家一块地方。连种一垄葱的地方都没给。这倒也罢，可三姑哪里跳到园子里摘走几根黄瓜，拔走几颗葱，奶奶竟然要赖到妈妈头上，站在门口骂骂咧咧一个下午。有一回我瞪大了眼睛冲着奶奶说，我妈掐一个葱叶都会去南头菜地的，我看见三姑跳墙进园子拔葱了。奶奶扯着嗓子骂道，小孩子，滚一边去。妈妈抱我进屋就大把地掉眼泪。妈哭我也哭。我想我的眼泪应该是妈妈的一部分，我要是帮妈妈都哭出来，她自己就用不着哭了。大了以后妈不让我哭，她说我肺不好，小的时候哭断过气。
可是总有人希望妈哭，要妈掉眼泪。要不然为什么已经是儿孙满堂的爷爷无缘由地就起下灶上的锅丢到房西沙路上吵着叫着要分家。是这个念过十年书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的儿媳妇哪里让他觉得不够体面了？可他大儿媳妇二儿媳妇明明连中学都没上完嘛。人家的日子怎么就过得安稳呢？或许这样的问题我用一辈子都想不明白的。我只知道爷爷这样闹一次，妈妈就哭一次，我也哭一次。后来我问妈当时为啥不跟爸离婚。妈说她提过，可是奶奶不许妈带走我。妈还说，你那时太小，身体又不好，留给陈家哪有人疼啊，你爸要是再给你找个后妈，受气是肯定的了。妈说这些话的时候我的心里一阵难受，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不敢流出来。妈妈在陈家受了十年的委屈，流了十年的眼泪。可人生又有几个十年，一个人又要用怎样的意志撑过这充斥着辛酸横亘着痛苦的十年。
三十八岁。对于妈妈来说真算得上是个重大的转折。爸和妈攒了十年的钱，终于买下了村西头朱家的三间北京平。我们有了属于自己的家。有了自己家的园子，想种啥种啥。
第二年，妈妈却患上了高血压这种病。这病本身的症状还不至于让人无助地恐惧，可伴随着发病的心绞痛心机梗塞等心血管疾病是让人害怕的。我想上苍是不公的，它会让幸福的人拥有更多的幸福，让不幸的人拥有更多的不幸，而自己竟然沉浸在这样无休止的安排中乐此不疲。得这种病的人是不能过度劳累的。因此妈妈每次去地里干活回来都要吃降压药，家里杞菊地黄丸的药盒摞起来肯定是要高过我的。我最害怕的还是妈妈间断性心绞痛。妈的心绞痛发病时总是要握着我的手，她说在那一刻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我。
中考那年我跟妈说我不想念了。即使考上了高中，也不见得能考上大学。其实我是想留在家干地里的活，好好地照顾妈妈。妈却对我说，孩子，不管将来能不能考上大学，在高中学三年的知识也是有好处的。你别担心咱家，我身体没啥事，反反复复的都是老毛病。
后来我上了高中。妈的身体也好多了，发病的间隔延长了。可村里每户的口粮田却减了又减。爸一个人在外打工加上地里的收成已经不足以支付全家的生活开销和我的学费了。妈妈便开始每天去市区收破烂儿。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有时候一天只能赚几块钱。邻居们都纳闷，妈哪里来的这么强大的动力和毅力，兜里揣着降压药，骑着破烂儿车每天按时出门去体会这个城市的风吹日晒。我想我是知道的。可有些事情是我不知道的。妈一边收破烂一边给奶奶织毛衣，织到胳膊酸痛双手发麻。妈把菜地里新绿五号大白菜砍下来一车一车地往奶家推。而这个时候，二大爷家由于外债卖了房子搬去和爷爷奶奶住到了一起。享受了老人的家产也承担了养老的义务。妈这样做的原因我是不知道的，也许一辈子都不会知道。
高三那年冬天，这个城市气温比往年低十多度。我身上穿着的毛裤被风狠狠地打透。那一天，我拎着暖壶去开水房打水的路上看到了站在校门外的妈妈。我匆匆地跑过去。妈妈冻得浑身发抖，脸色发青。妈说她是来给我送棉裤的。原来那条已经穿不了了，这是她新做的。妈还说门卫不让她进，也不肯帮忙转交给我，就只好在这里等了。我侧过头看见看门的那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在屋里一口一口喝着茶水，而我的妈妈却不知道在门外冻了多久，我的心顿时像被重锤猛砸了一下，疼痛很快就蔓延开了。我在门口冲着那个女人大喊，你的良心让狗吃拉，为啥不让我妈进去暖和暖和。她走出来歪着个脑袋说，你是哪班的，敢和我这么说话，看我不告诉你们班主任，让他给你点厉害看看。我妈忙说，真是对不起啊，你看孩子小不懂事，别跟她一般见识。那个女人像是占到了便宜，满意地回屋去了。妈递给我棉裤的时候，我看到她的手指上有一道一道裂开的口子，血淤在里面弄得通红的。我说，妈你的手是咋了。妈说，我的手是干手，到冬天就裂，没啥大事的。我抱着棉裤一遍遍地想，妈的手都这样了，怎么能拿着针，一针一线地给我做棉裤啊。妈的手裂开了一道道的口子啊。那个冬天我穿着妈做的棉裤抵御寒冷。
模考开始的时候校长做了一次思想动员。我清楚的记得他站在五百多人的礼堂里字正腔圆地说，学习是为了革命。改革你们自己的命运。也改革你们父母的命运。我告诉自己我得进行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不为我自己，也要为最疼爱我的妈妈。
后来我考上了大学。开学前的日子里，妈总是嘱咐我说，到了学校，别太节省了，多吃点好的，学习都够累的了。有一次她说，别跟你的同学说你妈是收破烂儿的，人家会看不起你的。我的眼泪刷地掉下来了。我的妈妈是个收破烂的，这是个事实。可是我从来都没觉得收破烂有哪里不光彩。也没觉得我的妈妈就因此比人家矮几分。她是在用自己朴实的劳动赚取应得的报酬，供这个都已经是成人却没能力养活自己的她的孩子完成学业。
现在。我在这个花园一样的大学校园里学习。可当我坐在三百多人的阶梯教室听教授讲课时，当我坐在食堂里吃着热乎乎的饭菜时，当我为了心爱的卡带和人家讨价还价时，当我……我的妈妈衣兜里揣着降压药骑着破烂车走到哪个街区了呢。
关于赞美母亲的散文很多
下面提供一篇散文诗和一篇散文，供参考
[解题过程]
妈妈
每每提起这熟悉的字，
我的心仿佛被针狠狠的刺了一下。
每每想起您面带皱纹的神情，
我总是黯然泪下，
我爱您妈妈！
天还没亮，您手中已握着采好的桑麻，
当晨光洒满大地，
床头边放着您为我挤好的牙刷，
当我们坐在明亮的学堂，
您还在炙热的太阳底下。
妈妈呀！妈妈，
夕阳晒黑了您的脸颊，
晚风吹白了您的头发。
您用心血和汗水，为我们建造了一个温暧的家。
您像春天里温暖的春风，
吹醒了我们稚嫩的新芽，
您像夏日里的雨水，
滋润着我们长大。
您是秋天里沉甸甸的硕果，
带给我们坚强让我们奋发。
你是冬天里的火焰，
燃烧了自己，温暖了天下。
您让我们不要在风雨中轻易倒下，
您让我们好好学习将来报效国家。
您无言的付出，不求任何报答，
可您总是在我离去之后，偷偷地把泪拭擦，
妈妈呀！妈妈，亲爱的妈妈！
您的足迹，已在孩儿心中深深烙下，
您的关怀，也在孩儿心中萌发。
带着您的嘱咐，带着您的牵挂。
带着您热切的心，陪我走遍天下。
妈妈
妈妈是姥姥的大女儿，是身下六个妹妹的大姐。也许做长女本身就意味着要承担更多，肩负更多。放学回家喂一大群的鸡鸭鹅，常常是睡觉前看看书学学习。我在姥姥家箱子底下看到妈妈从小学到中学的黄得发霉的一张一张奖状的时候我的鼻子发酸眼睛发涩。姥姥说，你妈十二岁那年我生你四姨，之后就患病在床，你妈开始做全家人吃的饭了。我记得有一年我和伙伴们满村子疯跑，妈妈唤我的名字，一遍遍的叫我回家吃饭。那一年，我十二岁。
妈妈二十八岁嫁到陈家。作为陈家老儿子的爸爸没能给妈妈带来幸福。这个家庭却让妈妈受尽了委屈。村子里有不成文的规定，老儿子是不给批房基地的。妈妈嫁过来就和爸爸住奶奶家的对面屋。一个只够三个人睡的土炕，一个土黄色的立柜，两个爆了皮的沙发。这就是陈家娶儿媳妇的本钱。
村里人都说，老儿子是要养老送终的，老人的家产也是要给老儿子的。可奶奶家房前一亩左右的大园子没给过我们家一块地方。连种一垄葱的地方都没给。这倒也罢，可三姑哪里跳到园子里摘走几根黄瓜，拔走几颗葱，奶奶竟然要赖到妈妈头上，站在门口骂骂咧咧一个下午。有一回我瞪大了眼睛冲着奶奶说，我妈掐一个葱叶都会去南头菜地的，我看见三姑跳墙进园子拔葱了。奶奶扯着嗓子骂道，小孩子，滚一边去。妈妈抱我进屋就大把地掉眼泪。妈哭我也哭。我想我的眼泪应该是妈妈的一部分，我要是帮妈妈都哭出来，她自己就用不着哭了。大了以后妈不让我哭，她说我肺不好，小的时候哭断过气。
可是总有人希望妈哭，要妈掉眼泪。要不然为什么已经是儿孙满堂的爷爷无缘由地就起下灶上的锅丢到房西沙路上吵着叫着要分家。是这个念过十年书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的儿媳妇哪里让他觉得不够体面了？可他大儿媳妇二儿媳妇明明连中学都没上完嘛。人家的日子怎么就过得安稳呢？或许这样的问题我用一辈子都想不明白的。我只知道爷爷这样闹一次，妈妈就哭一次，我也哭一次。后来我问妈当时为啥不跟爸离婚。妈说她提过，可是奶奶不许妈带走我。妈还说，你那时太小，身体又不好，留给陈家哪有人疼啊，你爸要是再给你找个后妈，受气是肯定的了。妈说这些话的时候我的心里一阵难受，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不敢流出来。妈妈在陈家受了十年的委屈，流了十年的眼泪。可人生又有几个十年，一个人又要用怎样的意志撑过这充斥着辛酸横亘着痛苦的十年。
三十八岁。对于妈妈来说真算得上是个重大的转折。爸和妈攒了十年的钱，终于买下了村西头朱家的三间北京平。我们有了属于自己的家。有了自己家的园子，想种啥种啥。
第二年，妈妈却患上了高血压这种病。这病本身的症状还不至于让人无助地恐惧，可伴随着发病的心绞痛心机梗塞等心血管疾病是让人害怕的。我想上苍是不公的，它会让幸福的人拥有更多的幸福，让不幸的人拥有更多的不幸，而自己竟然沉浸在这样无休止的安排中乐此不疲。得这种病的人是不能过度劳累的。因此妈妈每次去地里干活回来都要吃降压药，家里杞菊地黄丸的药盒摞起来肯定是要高过我的。我最害怕的还是妈妈间断性心绞痛。妈的心绞痛发病时总是要握着我的手，她说在那一刻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我。
中考那年我跟妈说我不想念了。即使考上了高中，也不见得能考上大学。其实我是想留在家干地里的活，好好地照顾妈妈。妈却对我说，孩子，不管将来能不能考上大学，在高中学三年的知识也是有好处的。你别担心咱家，我身体没啥事，反反复复的都是老毛病。
后来我上了高中。妈的身体也好多了，发病的间隔延长了。可村里每户的口粮田却减了又减。爸一个人在外打工加上地里的收成已经不足以支付全家的生活开销和我的学费了。妈妈便开始每天去市区收破烂儿。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有时候一天只能赚几块钱。邻居们都纳闷，妈哪里来的这么强大的动力和毅力，兜里揣着降压药，骑着破烂儿车每天按时出门去体会这个城市的风吹日晒。我想我是知道的。可有些事情是我不知道的。妈一边收破烂一边给奶奶织毛衣，织到胳膊酸痛双手发麻。妈把菜地里新绿五号大白菜砍下来一车一车地往奶家推。而这个时候，二大爷家由于外债卖了房子搬去和爷爷奶奶住到了一起。享受了老人的家产也承担了养老的义务。妈这样做的原因我是不知道的，也许一辈子都不会知道。
高三那年冬天，这个城市气温比往年低十多度。我身上穿着的毛裤被风狠狠地打透。那一天，我拎着暖壶去开水房打水的路上看到了站在校门外的妈妈。我匆匆地跑过去。妈妈冻得浑身发抖，脸色发青。妈说她是来给我送棉裤的。原来那条已经穿不了了，这是她新做的。妈还说门卫不让她进，也不肯帮忙转交给我，就只好在这里等了。我侧过头看见看门的那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在屋里一口一口喝着茶水，而我的妈妈却不知道在门外冻了多久，我的心顿时像被重锤猛砸了一下，疼痛很快就蔓延开了。我在门口冲着那个女人大喊，你的良心让狗吃拉，为啥不让我妈进去暖和暖和。她走出来歪着个脑袋说，你是哪班的，敢和我这么说话，看我不告诉你们班主任，让他给你点厉害看看。我妈忙说，真是对不起啊，你看孩子小不懂事，别跟她一般见识。那个女人像是占到了便宜，满意地回屋去了。妈递给我棉裤的时候，我看到她的手指上有一道一道裂开的口子，血淤在里面弄得通红的。我说，妈你的手是咋了。妈说，我的手是干手，到冬天就裂，没啥大事的。我抱着棉裤一遍遍地想，妈的手都这样了，怎么能拿着针，一针一线地给我做棉裤啊。妈的手裂开了一道道的口子啊。那个冬天我穿着妈做的棉裤抵御寒冷。
模考开始的时候校长做了一次思想动员。我清楚的记得他站在五百多人的礼堂里字正腔圆地说，学习是为了革命。改革你们自己的命运。也改革你们父母的命运。我告诉自己我得进行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不为我自己，也要为最疼爱我的妈妈。
后来我考上了大学。开学前的日子里，妈总是嘱咐我说，到了学校，别太节省了，多吃点好的，学习都够累的了。有一次她说，别跟你的同学说你妈是收破烂儿的，人家会看不起你的。我的眼泪刷地掉下来了。我的妈妈是个收破烂的，这是个事实。可是我从来都没觉得收破烂有哪里不光彩。也没觉得我的妈妈就因此比人家矮几分。她是在用自己朴实的劳动赚取应得的报酬，供这个都已经是成人却没能力养活自己的她的孩子完成学业。
现在。我在这个花园一样的大学校园里学习。可当我坐在三百多人的阶梯教室听教授讲课时，当我坐在食堂里吃着热乎乎的饭菜时，当我为了心爱的卡带和人家讨价还价时，当我……我的妈妈衣兜里揣着降压药骑着破烂车走到哪个街区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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