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近代外交战略的特点

近代日本外交实践，经历了由民族自立、殖民扩张，到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侵略直至灭亡的过程。如果对它的特点加以概括，似乎可以举出以下几点：

第一，“功利主义”。“尔虞我诈”、“背信弃义”曾是近代各国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惯用的伎俩，他们为了各自的国家利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今日与A“歃血为盟”，明日以伙同B对A施以刀剑。在近代国际政治中，英国前外交大臣帕麦斯顿所阐述的外交原则（我们没有永远的朋友，我们也没有永久的敌人，只有我们的利益是永恒不变的。），被许多国家的决策者奉为圭臬，而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作为英国盟国的日本，却常常把这个原则用到处理与英国的关系上。日俄战争中，英国明里暗里多处帮助日本，到头来英国的资本被关在了“满洲”的大门之外，英国在朝鲜少的可怜的特权也被排挤，英国的商品被课以重税，英国的在华贸易也受到冲击。不仅如此，日本甚至还伙同俄国对付美英所倡导的“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主义（通过与俄国的三次协约，相互承认它们在中国北部的独占利益）。同样，德国前宰相俾斯麦关于同盟的论述（“国际间的同盟，就好像是一位骑士与一头毛驴的关系。我们德国一定要成为那位骑士，而不是成为那头毛驴。”），不仅教会了德国人如何利用盟国为本国谋取利益，而且日本也深得其精髓。三国同盟交涉的过程中，日本一方面要德国承认它的利益；另一方面又在参战义务上设法推托。三国同盟签订后，日本也与德国一样，只希望从三国同盟中得到好处，却不愿为此付出代价。德国没有帮助日本改善与俄国的关系，相反却向俄国发起了进攻。同样，日本不是配合德国积极南进，而是企图以削弱三国同盟的效力来换取美国放松其对日本的经济制裁。在日本的外交实践中，把功利主义运用的最绝的是松冈洋右，三国同盟签订时，他就想趁德国东顾之前，把德国的“战利品”（德国虽打败了许多殖民地宗主国，却还没有来得及占领它们遗留在世界各地的殖民地）据为已有。苏德战争爆发后，他又不顾自己亲手签订的《日苏中立条约》墨迹未干，不顾他侃侃而谈的日苏“友谊”话犹在耳，极力主张撕毁条约，配合德国从东面进攻苏联。当然由于军部对形势的判断和近卫对松冈的不满，他的计划没有变成现实。

第二，“投机主义”。在处理对外关系中，日本喜欢依靠“天佑”，希望抓住“天赐良机”，并常常相互提醒“不要错过这班公共汽车”。本来，及时把握历史机遇，是每一个决策者理应具备的条件，而在国际政治斗争中，这种机遇对一个国家来说就更加重要，一旦错过，国家不知会因此蒙受多大的损失。但近代国际政治充满了血腥、充满了危机，那些撞破别国大门、强占其财产、奴役其人民的殖民者不是正正当当地把握历史机遇，而是时时刻刻准备揪住机会，趁机大捞一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元老井上馨立即指出此乃“日本国运发展”之“天佑”。日本政府也决定抓住与中国交涉的“心理时机”，向中国提出了范围极广的权利要求（即“二十一条”）。二战中，德国在欧洲的胜利，又一次成为日本的“天赐良机”，日本几乎举国狂呼“不要错过这班公共汽车”。欧洲宗主国的战败，为日本攫取早已垂涎的东南亚要地（东南亚是十分重要的战略要地和丰富的战略资源产地）提供了再好不过的机会，德国需要日本在远东牵制美国，也为日本向德国讨价还价准备了条件。另外日本南进还会取得一个额外的好处----截断援助中国的南方通道。日本这种“投机”虽然得到暂时的好处，但它必然引起有关国家的嫉恨，给日本将来的外交埋下不祥的种子。

第三，冒险主义。中国有句古话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本意是指做一件事不冒险，就很难获得成功。但把这种“精神”运用到处理对外关系时，就未免有些拿国家命运做赌注。在缔结三国同盟的过程中，外相松冈洋右便公开要求把这种精神用于处理对外关系。他一就任外相，便叫来前内阁时期外务省具体负责三国同盟事宜的事务课长安东义良，向他打听日德意提携强化问题的详细经过。安东课长把7月16日陆、海、外三省中坚联合起草的《日德意提携强化方案》交给了松冈，但第二天松冈就将该方案退还安东，并说“这种东西根本没有”。拿着被退回的方案，安东看到上面写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安东感觉到松冈与陆军一样，已下定缔结三国军事同盟的决心。另外，在御前会议上，在讨论《日美谅解案》时，松冈一再坚持用“毅然的态度”处理对外关系。其实，在日本历史上，以这种“精神”处理对外关系的事例不胜枚举，从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太平注战争的开战决策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不惧艰险”，拼死也要实现国家目标的“闯劲”。这种“闯劲”实际上就是“冒险主义”，在纷争的国际舞台上，“冒险主义”虽可能获得侥幸的成功，但同时也承担巨大的风险。与日本不同，在处理国际事务过程中，大多数国家宁愿退而求其次，也不愿使风险系数最大化，博弈论所排列的理想竞争态势，正是这种政策取向的反应。

第四，“攀附强援”。1978年，自民党在阐述日本的“综合安全保障”政策时，曾对日本历史上的结盟理论进行了一番总结，提出了运用结盟政策的两个“秘诀”，其一是不加入“弱者的同盟”，而加入“强者的同盟”，与强者为伍。纵观日本外交实践，每一次结盟，日本几乎无一例外地选择了它所认为的世界第一强国。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英国是世界头号强国，日本便与英国缔结同盟；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在欧洲取得了令人眩目的“成功”，法国投降、英国疲于应付，欧洲绝大多数国家成了德国的“附庸”，日本又不失时机地与德国结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经济上，都变成世界上的最强国，日本又投入美国的怀抱，一步一步与之建立起同盟关系。

当然并不是说日本外交实践就这样整齐划一，与上特点相反的实例也不是没有，与“功利主义”相对强调“意识形态”；与“投机主义”相对在决策时“反复”；与“冒险主义”相对在得失上“斤斤计较”；与“攀附强援”相对不顾国际舆论“一意孤行”在日本外交实践中也时有体现。不过上述特点仍可以说是日本外交实践的总体倾向。另外，随着历史的发展，日本外交实践的这种总体倾向理所当然的发生变化。如果因此放弃对这种总体倾向的探讨，那将极不利于深入研究日本外交史。

怎么到处都是大外的....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