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与孔子

墨子：孔子的第一个反对者孔子之后，下一个主要的哲学家是墨子。他姓墨名翟。《史记》上没有说他是哪国人，
关于他的生平也说的很少，实际上等于没有说。因而关于墨子是哪国人历来有意见分歧。有
些学者说他是宋(今豫东鲁西)人，另一些学者说他是鲁人。他的生卒也不能肯定是哪年，大
概是在公元前479一前381年以内。研究墨子思想。主要资料是《墨子》一书，共五十三
篇，是墨子本人及其后学的著作总集。
墨子创立的学派名为墨家。在古代，墨子与孔子享有同等的盛名。墨学的影响也不亚于
孔学。把这两个人进行对比，是很有趣的。孔子对于西周的传统制度、礼乐文献，怀有同情
的了解，力求以伦理的言辞论证它们是合理的，正当的；墨子则相反，认为它们不正当，不
合用，力求用简单一些，而且在他看来有用一些的东西代替之。简言之，孔子是古代文化的
辩护者，辩护它是合理的，正当的，墨子则是它的批判者。孔子是文雅的君子，墨子是战斗
的传教士。他传教的目的在于，把传统的制度和常规，把孔子以及儒家的学说，一齐反对掉。

墨家的社会背景

在周代、天子、诸侯、封建主都有他们的军事专家。当时军队的骨干，由世袭的武士组
成。随着周代后期封建制度的解体，这些武士专家丧失了爵位，流散各地，谁雇佣他们就为
谁服务，以此为生。这种人被称为“游侠”，《史记》说他们“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
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游侠列传》)。这些都是他们的职业道德。大部分的墨学
就是这种道德的发挥。
在中国历史上，儒和侠都源出于依附贵族“家”的专家，他们本身都是上层阶级的分
子。到了后来，儒仍然大都出身于上层或中层阶级；而侠则不然，更多的是出身于下层阶
级。在古代，礼乐之类的社会活动完全限于贵族；所以从平民的观点看来。礼乐之类都是奢
侈品，毫无实用价值。墨子和墨家，正是从这个观点，来批判传统制度及其辩护者孔子和儒
家。这种批判，加上对他们本阶级的职业道德的发挥和辩护，就构成墨家哲学的核心。
墨子及其门徒出身于侠，这个论断有充分的证据。从《墨子》以及同时代的其他文献，
我们知道，墨者组成一个能够进行军事行动的团体，纪律极为严格。这个团体的首领称为
“钜子”，对于所有成员具有决定生死的权威。墨子就是这个团体的第一任钜子，他领导门
徒实际进行的军事行动至少有一次，就是宋国受到邻国楚国侵略威胁的时候，他们为宋国准
备了军事防御。
这段情节很有趣，见于《墨子》的《公输》篇。据此篇说，有一位著名的机械发明家公
输般，当时受楚国雇用，造成一种新式的攻城器械。楚国准备用这种新式器械进攻宋国。墨
子听说这件事，就去到楚国，要对楚王进行劝阻。在那里，他和公输般在楚王面前演习了他
们的进攻和防御的器械。墨子先解下他的腰带，用它摆成一座城，又拿一根小棍棒当作武
器。接着公输般使用九种不同的微型进攻器械，九次都被墨子击退了。最后，公输般用尽了
他的全部进攻器械，可是墨子的防御手段还远远没有用完。于是公输般说：“我知道怎样打
败你，但是我不愿意说出来。”墨子回答说：“我知道你的办法，但是我也不愿意说出来。”
楚王问墨子这是什么意思，墨子继续说：“公输般是在想杀我。但是我的弟子禽滑厘等
三百人，早已手持我的防御器械，在宋国的城上等候楚国侵略者，就算杀了我，你也不能灭
绝他们。”楚王听了这番话，嚷了起来：“好啦好啦！我说不要攻宋了。”
这段故事若是真的，倒是为当今世界解决两国争端，树立了良好榜样。战争不必在战场
上进行。只要两国的科学家、工程师把他们实验中的攻守武器拿出来较量一番，战争也就不
战而决胜负了！
不管这段故事是真是假，也可以反映出墨者团体的性质，别的书上也说到这种性质。例
如《淮南子·泰族训》中说：“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墨
子》一书的本身，差不多有九篇是讲防御战术和守城器械。这一切表明，当初组成墨家的人
是一群武士。
可是，墨子及其门徒。与普通的游侠有两点不同。第一点，普通的游侠只要得到酬谢，
或是受到封建主的恩惠，那就不论什么仗他们都打；墨子及其门徒则不然，他们强烈反对侵
略战争，所以他们只愿意参加严格限于自卫的战争。第二点，普通的游侠只限于信守职业道
德的条规，无所发挥；可是墨子却详细阐明了这种职业道德，论证它是合理的，正当的。这
样，墨子的社会背景虽然是侠，却同时成为一个新学派的创建人。

墨子对儒家的批评

墨子认为，“儒之道，足以丧天下者四焉”：(l)儒者不相信天鬼存在，“天鬼不
悦”。(2)儒者坚持厚葬，父母死后实行三年之丧，因此把人民的财富和精力都浪费了。(3)
儒者强调音乐，造成同样的后果。(4)儒者相信前定的命运，造成人们懒惰，把自己委之于
命运(《墨子·公孟》)。《墨子》的《非儒》篇还说：“累寿不能尽其学、当年不能行其
礼，积财不能赡其乐。盛饰邪术，以营世君；盛为声乐，以淫遇民：其道不可以期世，其学
不可以导众。”
这些批评显示出儒墨社会背景不同。在孔子以前，早已有些饱学深思的人放弃了对天帝
鬼神的信仰。下层阶级的人，对于天鬼的怀疑、通常是发生得迟缓一些。墨子所持的是下层
阶级的观点。他反对儒家的第一点。意义就在此。第二、第三点，也是在这个基础上提出
的。至于第四点。则是不相干的，因为儒家虽然常常讲到“命”，所指的并不是墨子攻击的
那种前定的命。前一章 已经指出过这一点，就是在儒家看来。命是指人们所能控制的范围以
外的东西。但是，他若是竭尽全力，总还有一些东西是在他力所能及的控制范围以内。因
此，人只有已经做了他自己能够做的一切以后，对于那些仍然要来到的东西才只好认为是不
可避免的，只好平静地、无可奈何地接受它。这才是儒家所讲的“知命”的意思。

兼爱

儒家的中心观念仁、义，墨子并没有批评；在《墨子》一书中，他倒是常讲到仁、义，
常讲仁人、义人。不过他用这些名词所指的，与儒家所指的，还是有些不同。照墨子的意
思，仁、义是指兼爱，仁人、义人就是实行这种兼爱的人。兼爱是墨子哲学的中心概念。墨
子出于游侠，兼爱正是游侠职业道德的逻辑的延伸。这种道德，就是，在他们的团体内“有
福同享，有祸同当”(这是后来的侠客常常说的话)。以这种团体的概念为基础，墨子极力扩
大它，方法是宣扬兼爱学说，即天下的每个人都应该同等地、无差别地爱别的一切人。《墨
子》中有三篇专讲兼爱。墨子在其中首先区别他所谓的“兼”与“别”。坚持兼爱的人他名
之为“兼士”，坚持爱有差别的人他名之为“别士”。“别士之言曰：吾岂能为吾友之身若
为吾身，为吾友之亲若为吾亲”，他为他的朋友做的事也就很少很少。兼士则不然，他“必
为其友之身若为其身，为其友之亲若为其亲”，他为他的朋友做到他能做的一切。作出了这
样的区别之后，墨子问道：兼与别哪一个对呢？(引语见《墨子·兼爱下》)
然后墨子用他的“三表”来判断兼与别(以及一切言论)的是非。所谓三表，就是“有本
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其本之也，考之天鬼之志、圣王之事。”(《墨子·非命
中》)“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
利。”(《墨子·非命上》)三表之中，最后一表最重要。“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是墨子判
定一切价值的标准。
这个标准，也就是墨子用以证明兼爱最可取的主要标准。在《兼爱下》这一篇中，他辩
论说：“仁人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然当今之时，天下之害孰为大？
曰：大国之攻小国也，大家之乱小家也；强之劫弱，众之暴寡，诈之谋愚，贵之傲*：此天
下之害也。……姑尝本原若众害之所自生，此胡自生？此自爱人、利人生与？即必曰：非然
也。必曰：从恶人、贼人生。分名乎天下恶人而贼人者，兼与？别与？即必曰：别也。然即
之交别者，果生天下之大害者与？是故别非也。“非人者必有以易之。……是故子墨子曰：
兼以易别。然即兼之可以易别之故何也？曰：藉为人之国，若为其国，夫谁独举其国以攻人
之国者哉？为彼者犹为己也。为人之都，若为其都，夫谁独举其都以伐人之都者哉？为彼犹
为己也。为人之家，若为其家，夫谁独学其家以乱人之家者哉？为彼犹为己也。“然即国都
不相攻伐，人家不相乱贼，此天下之害与？天下之利与？即必曰：天下之利也。姑尝本原若
众利之所自生。此胡自生？此自恶人、贼人生与？即必曰：非然也。必曰：从爱人、利人
生。分名乎天下爱人而利人者，别与？兼与？即必曰：兼也。然即之交兼者，果生天下之大
利者与？是故子墨子曰；兼是也。”(《兼爱下》)
墨子用这种功利主义的辩论，证明兼爱是绝对正确的。仁人的任务是为天下兴利除害，
他就应当以兼爱作为他自己以及天下所有的人的行动标准，这叫做以“兼”为“正”。“以
兼为正，是以聪耳明目，相与视听乎；是以股肱毕强，相为动宰乎。而有道肄相教诲，是以
老而无妻子者，有所侍养以终其寿；幼弱孤童之无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长其身。今唯毋以兼
为正，即若其利也。”(同上)这也就是墨子的理想世界，它只能通过实行兼爱而创造出来。

天志和明鬼

可是还有一个根本问题：如何说服人们兼爱呢？你可以把上面所说的告诉人们，说实行
兼爱是利天下的唯一道路，说仁人是实行兼爱的人。可是人们还会问：我个人行动为什么要
利天下？我为什么必须成为仁人？你可以进一步论证说，如果对全天下有利，也就是对天下
的每个人都有利。或者用墨子的话说，“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
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兼爱中》)这样说来，爱别人就
是一种个人保险或投资，它是会得到偿还的。可是绝大多数人都很近视，看不出这种长期投
资的价值。也还有一些实例，说明这样的投资根本得不到偿还。
为了诱导人们实行兼爱，所以墨子在上述的道理之外，又引进丁许多宗教的、政治的制
裁。因此，《墨子》有几篇讲“天志”，“明鬼”。其中说，天帝存在，天帝爱人，天帝的
意志是一切人要彼此相爱。天帝经常监察人的行动，特别是统治者的行动。他以祸惩罚那些
违反天意的人，以福奖赏那些顺从天意的人。除了天帝，还有许多小一些的鬼神，他们也同
天帝一样，奖赏那些实行兼爱的人，惩罚那些交相“别”的人。
有一个墨子的故事与此有关，很有趣味。故事说：“子墨子有疾。跌鼻进而问曰；先生
以鬼神为明，能为祸福，为善者赏之，为不善者罚之。今先生圣人也，何故有疾？意者先生
之言有不善乎？鬼神不明知乎？子墨子曰；虽使我有病，鬼神何遽不明？人之所得于病者多
方：有得之寒暑，有得之劳苦。百门而闭一门焉、则盗何遽无从人？”(《墨子·公孟》)如
果用现代逻辑的术语，墨子可以说，鬼神的惩罚是一个人有病的充足原因，而不是必要原因。

一种似是而非的矛盾

现在正是个适当的时候来指出，不论墨家、儒家，在对待鬼神的存在和祭祀鬼神的态度
上，都好像是矛盾的。墨家相信鬼神存在。可是同时反对丧葬和祭祀的缛礼，固然好像是矛
盾的。儒家强调丧礼和祭礼，可是并不相信鬼神存在，同样也好像是矛盾的。墨家在谈到儒
家的时候，自己也十—分明快地指出过这种矛盾。公孟子是个儒家的人。“公孟子曰‘无鬼
神’，又曰‘孟子必学祭祀’。子墨子曰：‘执无鬼而学祭礼，是犹无客而学客礼也，是犹
无鱼而为鱼罟也。”(《墨子·公孟》)
儒家、墨家这些好像是矛盾的地方，都不是真正的矛盾。照儒家所说，行祭礼的原因不
再是因为相信鬼神真正存在，当然相信鬼神存在无疑是祭礼的最初原因。行礼只是祭祀祖先
的人出于孝敬祖先的感情，所以礼的意义是诗的，不是宗教的。这个学说后来被荀子及其学
派详细地发挥了，本书第十三章 将要讲到。所以根本没有什么真正的矛盾。
同样在墨家的观点中也没有实际的矛盾。因为墨子要证明鬼神存在，本来是为了给他的
兼爱学说设立宗教的制裁，并不是对于超自然的实体有任何真正的兴趣。所以他把天下大乱
归咎于“疑惑鬼神之有与无之别，不明乎鬼神之能赏贤而罚暴也”，并且接着问道：“今若
使天下之人偕若信鬼神之能赏贤而罚暴也，则夫天下岂乱哉？”(《墨子·明鬼下》)所以他
的“天志”、“明鬼”之说都不过是诱导人们相信：实行兼爱则受赏，不实行兼爱则受罚。
在人心之中有这样的一种信仰也许是有用的，因此墨子需要它。“节用”、“节葬”也是有
用的，因此墨子也需要它。从墨子的极端功利主义观点看来，需要这两种东西是毫不矛盾
的，因为两者都是有用的。

国家的起源

人们若要实行兼爱，除了宗教的制裁，还需要政治的制裁。《墨子》有《尚同》三篇，
其中阐述了墨子的国家起源学说。照这个学说所说，国君的权威有两个来源：人民的意志和
天帝的意志。它更进一步说，国君的主要任务是监察人民的行动，奖赏那些实行兼爱的人、
惩罚那些不实行兼爱的人。为了有效地做到这一点，他的权威必须是绝对的。在这一点上，
我们可能要问：为什么人们竟然自愿选择，要有这样的绝对极威来统治他们呢？
墨子的回答是，人们接受这样的权威，并不是由于他们选中了它，而是由于他们无可选
择。照他所说，在建立有组织的国家之前，人们生活在如汤玛斯·霍布士所说的“自然状
态”之中。在这个时候“盖其语曰天下之人异义。是以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
义，其人兹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是以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故交相非也。”“天下之
乱，若禽兽然。夫明乎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政长。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
子。”(《墨子·尚同上》)如此说来，国君最初是由人民意志设立的，是为了把他们从无政
府状态中拯救出来。
在另一篇中墨子又说：“古者上帝鬼神之建设国都、立正长也，非高其爵、厚其禄、富
贵佚而错之也，将以为万民兴利、除害、富贫、众寡、安危、治乱也。”(《墨子·尚同
中》)照这个说法，国家和国君又都是通过天帝的意志设立的了。
不论国君是怎样获得权力的，只要他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照墨子所说，天子就要
“发政于天下之百姓，言曰：闻善而不善，皆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皆是之；上之所非，
必皆非之。”(《墨子·尚同上》)这就引导出墨子的名言：“上同而不下比”(同上)，就是
说，永远同意上边的，切莫依照下边的……
如是墨子论证出，国家必须是极权主义的，国君的权威必须是绝对的。这是他的国家起
源学说的必然结论。因为国家的设立，有其明确的目的，就是结束混乱，混乱的存在则是由
于“天下之人异义”。因此国家的根本职能是“一同国之义”(均见《墨子·尚同上》)。一
国之内，只能有一义存在，这一义必须是国家自身确定的一义。别的义都是不能容忍的，因
为如果存在别的义，人们很快就会返回到“自然状态”，除了天下大乱，一无所有。在这种
政治学说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墨子发展了侠的职业道德，那是非常强调团体内的服从和纪
律的。它无疑也反映了墨子时代的混乱政治局面，使得许多人向往一个中央集极的政权，哪
怕是一个专制独裁的也好。
这样，就只能够存在一义。义，墨子认为就是“交相兼”，不义就是“交相别”。这也
就是唯一的是非标准。通过诉诸这种政治制裁，结合他的宗教制裁，墨子希望，能够使天下
一切人都实行他的兼爱之道。
墨子的学说就是如此。与墨子同时的一切文献，一致告诉我们，墨子本人的言行，就是
他自己学说的真正范例

墨子，战国初期伟大的思想家，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姓墨名翟，生卒年不详。

近代学者一般认为，墨子生于公元前476年左右，卒于公元前390年左右。墨子出生何地，也有争议。《史记·孟荀列传》说他是“宋之大夫”，《吕氏春秋·当染》认为他是鲁国人，也有的说他原为宋国人，后来长期住在鲁国。墨子自称“今翟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似属当时的“士”阶层。但他又承认自己是“贱人”。他可能当过工匠或小手工业主，具有相当丰富的生产工艺技能。墨子“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长期奔走于各诸侯国之间，宣传他的政治主张。相传他曾止楚攻宋，实施兼爱、非攻的主张。他“南游使卫”，宣讲“蓄士”以备守御。又屡游楚国，献书楚惠王。他拒绝楚王赐地而去，晚年到齐国，企图劝止项子牛伐鲁，未成功。越王邀墨子作官，并许以五百里封地。他以“听吾言，用我道”为前往条件，而不计较封地与爵禄，目的是为了实现他的政治抱负和主张。

墨子哲学思想的主要贡献是在认识论方面。他以“耳目之实”的直接感觉经验为认识的唯一来源，他认为，判断事物的有与无，不能凭个人的臆想，而要以大家所看到的和所听到的为依据。墨子从这一朴素唯物主义经验论出发，提出了检验认识真伪的标准，即三表：“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废（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墨子把“事”、“实”、“利”综合起来，以间接经验、直接经验和社会效果为准绳，努力排除个人的主观成见。在名实关系上，他提出“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的命题，主张以实正名，名副其实。墨子的认识论也有很大的局限性，他忽视理性认识的作用，片面强调感觉经验的真实性。他曾以有人“尝见鬼神之物，闻鬼神之声”为理由，得出“鬼神之有”的结论。墨子的世界观中存在着深刻的内在矛盾。一方面他强调“非命”、“尚力”，认为决定人们不同遭遇的不是“命”，而是“力”。他指出，“赖其力而生，不赖其力则不生”，充分肯定“人力”在社会生活与改造自然过程中的作用，另一方面，墨子又肯定“天志”和“鬼”的作用。他把“天”说成是有意志的人格神，宣扬“顺天意者”，“必得赏”；“反天意者”，“必得罚”。他认为“兼相爱，交相利”就是“顺天意”，“别相恶，交相贼”就是“反天意”。他又认为，鬼神能“赏贤而罚暴”。他把天鬼的意志和百姓的利益说成是一回事，认为天鬼是专门为万民“兴利除害”的，这实际上成了墨子所操持的工具。墨子在政治上提出了“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等主张。“兼以易别”是他的社会政治思想的核心，“非攻”是其具体行动纲领。他认为只要大家“兼相爱，交相利”，社会上就没有强凌弱、贵傲贱、智诈愚和各国之间互相攻伐的现象了。他对统治者发动战争带来的祸害以及平常礼俗上的奢侈佚乐，都进行了尖锐的揭露和批判。在用人原则上，墨子主张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主张“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他还主张从天子、诸侯国君到各级正长，都要“选择天下之贤可者”来充当；而人民则要服从君上，做到“一同天下之义”。

墨子也是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重要开拓者之一。在《墨子》一书中，他比较自觉地、大量地运用了逻辑推论的方法，以建立或论证自己的政治、伦理思想。墨子最早提出名实必须相符的思想。他还在中国逻辑史上第一次提出了辩、类、故等逻辑概念。在《耕柱篇》中，要求“能谈辩者谈辩”，并要求将“辩”作为一种专门知识来学习。他在反驳别人的观点时常说“子未察吾言之类，未明其故也”，并把“无故从有故”，即没有理由的服从有理由的作为辩论的原则。墨子的“辩”虽然统指辩论技术，但却是建立在知类（事物之类）明故（根据、理由）基础上的，因而属于逻辑类推或论证的范畴。墨子所说的“三表”既是言谈的思想标准，也包含有推理论证的因素。墨子还善于运用类推的方法揭露论敌的自相矛盾。由于墨子的倡导和启蒙，墨家养成了重逻辑的传统，并由后期墨家建立了第一个中国古代逻辑学的体系。墨子的哲学思想反映了从宗法奴隶制下解放出来的小生产者阶层的二重性，他的思想中的合理因素为后来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所继承和发展，其神秘主义的糟粕也为秦汉以后的神学目的论者所吸收和利用。墨子作为先秦墨家的创始人，在中国哲学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墨子在上说下教中，言行颇多，但无亲笔著作。今存《墨子》一书中的《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等篇，都是其弟子或再传弟子对他的思想言论的记录。这是研究墨子思想的重要依据。
孔子（前551～前479），春秋后期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的创始人。名丘，字仲尼。鲁国人。孔子先世为宋国贵族，因避内乱移居鲁国。父叔梁纥，母颜氏。鲁襄公二十二年（前551）生于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鲁国是周公儿子伯禽的封地，素有礼乐之邦之称。至春秋末，礼乐仍保持完好。鲁国根深蒂固的礼乐传统对孔子有深刻的影响。孔子幼时常以陈俎豆、设礼容为戏。早年丧父，家境中落，年轻时曾做过管粮仓、管放牧的小官。30余岁时开始授徒讲学。鲁昭公二十六年（前516），鲁国内乱，孔子不满季氏为首的三桓擅权，一度离鲁至齐，不久返回。开始整理诗、书、礼、乐，招收弟子日多，影响愈大。鲁定公九年（前501），出任中都宰，颇有政绩。后升为司空和大司寇。鲁定公十年齐鲁夹谷之会，孔子相礼，鲁国兵礼并用，收回被齐国侵占的郓、灌及龟阴之田。定公十三年，孔子为维护公室，建议毁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等三家都邑，季孙氏、叔孙氏、费被毁后，孟孙氏以武力对抗，孔子计划失败。以后鲁国政局有变，孔子见理想难以实现，遂带领弟子离开鲁国，开始了周游列国的飘泊生涯，时孔子55岁。孔子14年中先后到过卫、陈、宋、蔡、楚等国，向各诸侯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但均不见用。鲁哀公十一年（前484），季康子以币迎孔子，孔子归鲁，时年68岁。鲁哀公和季康子虽常向孔子问政，但终不起用。孔子晚年致力于教育，整理《诗》、《书》等古代典籍，删修《春秋》。其学生将其思想言行记载在《论语》中。哲学思想孔子所处春秋时代是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转变的时期，孔子思想中充满新与旧的矛盾，反映了大变动时代的精神风貌。天命鬼神观孔子继承了传统的天命鬼神观，视天为万有的主宰和人格神，认为天命主宰着人的生死，也决定着社会的治乱。他主张“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言”，“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但同时他又否定周时盛行的占卜活动，提出“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五谷生焉”，认为天命就蕴含在自然事物的运行之中。所以他主张“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论语》记载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并且说“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回避了关于人死后是否变鬼的问题。

中庸之道是孔子立身行事的最高标准，他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他主张处理事务时，既不能过，又不能不及，认为“过犹不及”。孔子主张恪守“中道”，如《论语》记载，孔子提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主张“德刑并用”，“宽猛相济”；对学生，性格过于进取的加以遏制，过于谦退的加以鼓励。孔子反对过激的言行，但同时也反对不讲原则，“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的“乡愿”行为，称“乡愿，德之贼也”。

孔子注重社会伦理问题，把礼看成是维护等级制度的重要手段，是区别华、夷的标志。他谴责破坏周礼的行为，对鲁国季氏窃用天子之礼，“八佾舞于庭”极为愤慨，说“是可忍，孰不可忍也”。孔子主张“正名”，试图用周礼的形式去匡正已经产生变化的社会现实，要求人们“克己复礼”。但是，在不违背周礼的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孔子同意结合时代的变化对周礼的具体内容有所损益。仁这一概念在春秋时已广泛使用，孔子赋予了它以新的涵义，使其成为中国哲学史上最重要的范畴之一。

孔子的学说博大精深，虽具有一些传统的保守的思想因素，但其主流在当时是有利社会进步的。所以在战国时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成为先秦显学之一。但由于历史的原因，汉以前并未受到统治者的特别重视。

汉代以后，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孔子的思想适合统治阶级的需要，所以受到重视。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对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正式确立了孔子及其学说在中国思想界的统治。以后，历代统治者进一步采取了神化孔子，提倡儒学的措施，巩固了孔子的至尊地位。

孔子的思想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哲学、文学、艺术、教育、史学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这种影响波及到东亚乃至全世界。但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统治阶级出于自身的需要，片面发展了孔子思想中的保守方面，束缚了人们的思想。五四运动以来，孔子思想的保守性受到了进步思想家的批判。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的一些学者，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学工作者，对孔子及其思想作了系统的研究和评价，取得了很大成就。

孔子思想学说主要汇集在孔子弟子撰写的《论语》中，《左传》和《史记·孔子世家》亦有有关孔子言行的记载。

墨子

墨子，战国初期伟大的思想家，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姓墨名翟，生卒年不详。

近代学者一般认为，墨子生于公元前476年左右，卒于公元前390年左右。墨子出生何地，也有争议。《史记·孟荀列传》说他是“宋之大夫”，《吕氏春秋·当染》认为他是鲁国人，也有的说他原为宋国人，后来长期住在鲁国。墨子自称“今翟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似属当时的“士”阶层。但他又承认自己是“贱人”。他可能当过工匠或小手工业主，具有相当丰富的生产工艺技能。墨子“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长期奔走于各诸侯国之间，宣传他的政治主张。相传他曾止楚攻宋，实施兼爱、非攻的主张。他“南游使卫”，宣讲“蓄士”以备守御。又屡游楚国，献书楚惠王。他拒绝楚王赐地而去，晚年到齐国，企图劝止项子牛伐鲁，未成功。越王邀墨子作官，并许以五百里封地。他以“听吾言，用我道”为前往条件，而不计较封地与爵禄，目的是为了实现他的政治抱负和主张。

墨子哲学思想的主要贡献是在认识论方面。他以“耳目之实”的直接感觉经验为认识的唯一来源，他认为，判断事物的有与无，不能凭个人的臆想，而要以大家所看到的和所听到的为依据。墨子从这一朴素唯物主义经验论出发，提出了检验认识真伪的标准，即三表：“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废（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墨子把“事”、“实”、“利”综合起来，以间接经验、直接经验和社会效果为准绳，努力排除个人的主观成见。在名实关系上，他提出“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的命题，主张以实正名，名副其实。墨子的认识论也有很大的局限性，他忽视理性认识的作用，片面强调感觉经验的真实性。他曾以有人“尝见鬼神之物，闻鬼神之声”为理由，得出“鬼神之有”的结论。墨子的世界观中存在着深刻的内在矛盾。一方面他强调“非命”、“尚力”，认为决定人们不同遭遇的不是“命”，而是“力”。他指出，“赖其力而生，不赖其力则不生”，充分肯定“人力”在社会生活与改造自然过程中的作用，另一方面，墨子又肯定“天志”和“鬼”的作用。他把“天”说成是有意志的人格神，宣扬“顺天意者”，“必得赏”；“反天意者”，“必得罚”。他认为“兼相爱，交相利”就是“顺天意”，“别相恶，交相贼”就是“反天意”。他又认为，鬼神能“赏贤而罚暴”。他把天鬼的意志和百姓的利益说成是一回事，认为天鬼是专门为万民“兴利除害”的，这实际上成了墨子所操持的工具。墨子在政治上提出了“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等主张。“兼以易别”是他的社会政治思想的核心，“非攻”是其具体行动纲领。他认为只要大家“兼相爱，交相利”，社会上就没有强凌弱、贵傲贱、智诈愚和各国之间互相攻伐的现象了。他对统治者发动战争带来的祸害以及平常礼俗上的奢侈佚乐，都进行了尖锐的揭露和批判。在用人原则上，墨子主张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主张“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他还主张从天子、诸侯国君到各级正长，都要“选择天下之贤可者”来充当；而人民则要服从君上，做到“一同天下之义”。

墨子也是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重要开拓者之一。在《墨子》一书中，他比较自觉地、大量地运用了逻辑推论的方法，以建立或论证自己的政治、伦理思想。墨子最早提出名实必须相符的思想。他还在中国逻辑史上第一次提出了辩、类、故等逻辑概念。在《耕柱篇》中，要求“能谈辩者谈辩”，并要求将“辩”作为一种专门知识来学习。他在反驳别人的观点时常说“子未察吾言之类，未明其故也”，并把“无故从有故”，即没有理由的服从有理由的作为辩论的原则。墨子的“辩”虽然统指辩论技术，但却是建立在知类（事物之类）明故（根据、理由）基础上的，因而属于逻辑类推或论证的范畴。墨子所说的“三表”既是言谈的思想标准，也包含有推理论证的因素。墨子还善于运用类推的方法揭露论敌的自相矛盾。由于墨子的倡导和启蒙，墨家养成了重逻辑的传统，并由后期墨家建立了第一个中国古代逻辑学的体系。墨子的哲学思想反映了从宗法奴隶制下解放出来的小生产者阶层的二重性，他的思想中的合理因素为后来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所继承和发展，其神秘主义的糟粕也为秦汉以后的神学目的论者所吸收和利用。墨子作为先秦墨家的创始人，在中国哲学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墨子在上说下教中，言行颇多，但无亲笔著作。今存《墨子》一书中的《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等篇，都是其弟子或再传弟子对他的思想言论的记录。这是研究墨子思想的重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