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时早年留学日本，先后就读于庆应大学、早稻田大学等私立大学，结识了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先进人物，1909年，经黄兴介绍，在东京加入了同盟会。耳濡目染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各项事业突飞猛进，归功于教育的成功，于是他萌生回国后兴学办校，以教育振兴中华的宏愿。1911年春，陈时学成归国，秋天参加了辛亥革命，任军政府财政司秘书。1913年5月13日，陈时创办了中华大学。
中华大学既是辛亥革命的产物，也是继承孔子私学传统，融汇欧美、日本兴办现代私立大学理念办学的产物。没有辛亥革命，就不可能有私立中华大学的创办；而没有陈时留学日本，也就不会有“我要办大学”理想的萌生。总之，中华大学是时代进步的产物。
“陈时和中华大学不仅开中国现代私立大学之先河，为奠定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的国立、私立、教会大学三足鼎立的新格局作出了贡献。而且在兴办高等教育，基础教育的同时，从事了教育多元化的全面实践。”上世纪二十年代，陈时与黄炎培、陶行知、晏阳初、朱淑雅等人一起倡导职业教育与平民教育，他们在武昌主持召开中华职业教育社年会，汉口举办西部八省职业教育产品展览会，发起成立湖北省平民教育促进会，亲自参加平民教育大游行，开办平民学校、工役夜校和平民试验学校。他在教育等方面的成就业绩被有识之士称为“他就是湖北的蔡元培”。 1923年6月，第一届世界教育会议在美国旧金山举行。“陈时和国立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等八人参加这次大会，陈时和郭秉文成为中国教育界最早走向世界的两位大学校长。”
出席世界教育会议为陈时“走出去”，参与国际教育文化交流，拓展新的教育活动空间创造了条件，也为以后“请进来”，众多中外名流学者荟萃中华讲坛，开一代讲学（讲演）之风奠定了基础。二十世纪初，五位中共一大代表李大钊、陈独秀、董必武、陈潭秋、刘仁静先后在中华大学讲学、演讲和就读。
在以后的数十年间，先后邀请月霞法师、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蔡元培、胡适、黄炎培、马寅初、张伯苓、李四光、郭沫若、邹韬奋、陶行知、冯玉祥、陈立夫、张学良、顾维钧、蒋百里、邓初民、杨杰、邵力子、范长江、李公仆、梁潄溟、辜鸿鸣、陈诚、太虚法师、泰戈尔（印度）、杜威、孟禄、柏氏夫人、推士、司徒雷登（美国）、杜里舒、培伦子（德国）等等。
“百余名中外著名人物莅校演讲，名人之多，时间之长，影响之大，确实是中华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百年校史中精彩纷呈的一页。国学大师黄侃自1922年起，至1925年，连续在中华大学中文系执教”，1925年10月，章太炎来中华大学讲学，受到广大师生的欢迎，中文系成立国学研究会，推举章太炎先生为会长。 爱国进步是中华大学的精神，中华大学高举反帝爱国的大旗，在“五四”、“五卅”、“一二九”等一系列学生运动中，不仅率先响应，而且成为勇立潮头的中流砥柱，从五四运动在中华大学发起筹备成立学联，恽代英书写“宣言”到“九一八”事变，组织抗日救国会，举行总宣誓，陈时带领师生上街游行。
从“五卅”运动在上海爆发，中华大学师生最早走上武汉三镇，到三十年代“一二九”运动中，中华大学和湖北教育学院率领武昌大中学校最大一支学生队伍8000人，渡过大江到汉口游行……一直到1947年武大发生“六一”惨案，中华大学喻德明（女）等学生被捕，中华大学始终是湖北武汉地区学生运动的一支重要力量。
陈时、严士佳、邹昌炽等师长在“粮道街无粮、米市街无米”的艰难环境中，强撑苦斗，为了在中国培养高等教育人材，他们“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中华大学涌现出恽代英、林育南、陈潭秋、施洋等六十多位革命烈士；这在近代全国各大高校中是十分罕见的” 中华大学为社会培养了各个层次的人材数以万计，其中有一批被社会公认的杰出人材，如哲学家冯友兰，《资本论》首译者王亚南，黄河大合唱词作者、诗人张光年（光未然），原红四方面军政委、俄华大词典编辑陈昌浩，诗人沙鸥，全国政协原副主席万国权。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华大学有一部分校友在1949年前后去往台湾，约三百余人于1967年成立台北市中华大学校友会，校友中，有人曾经在台湾担任要职，如余家菊、陈启天、李焕、张导民、刘先云、成开勋等，他们在台湾的成就，仍旧值得后人永志不忘。
抗战八年是陈时和中华大学最为艰难的岁月，也是中华大学最为辉煌的时期，面对着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到处硝烟滚滚，师生们常跑到防空洞内躲警报，校园内仍然坚持学习。抗战后期，盟军在缅甸对日作战，急需翻译人员，中华大学高年级男学生纷纷报名参军，和盟军一起抒写了永载史册的慷慨壮歌。1939年，中华大学校友张光年在延安创作组诗《黄河大合唱》，以笔名“光未然”发表，由冼星海谱曲，唱响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直到大洋彼岸，成为抗战时期的最强音。
中华大学作为华中师范大学前身之一，其精神、传统、价值也成为这所百年学府“最难得的资源和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