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6-04-18
在“天涯海角游览区”巨石摩崖“天涯”二字旁，细心的游人会看到“雍正十一未”、“程哲”字样。光绪34年重修的《崖州志》和1962年郭沫若先生点校的《崖州志》同样记载：“‘天涯’石刻，亦在下马岭海滨石上，与‘海判南天’相去咫尺。字大三尺许。旁镌‘雍正十一年程哲’。字四寸。”但是，历史上的实际情况如何?据史载，雍正十一年程哲已经离开崖州四年了，“天涯”石刻怎么可能在他离任之后题刻?当中到底隐藏着怎样的历史秘密?
雍正“十一未”扑朔迷离
根据古代年代题款常识，把皇帝年号“雍正”、年数“十一”和干支中的“未”字放在一起，干支中有辛未、葵未、乙未、丁未、己未，而雍正十一年又不是前述带“未”字的干支年，因此，可以肯定，“雍正十一未”这样的年代标识是错误的。对此，蔡明康解释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雍正十一未”是1984年修刻时误刻添填的，当然依据是来自郭沫若1962年修订的《崖州志》。查找1962年2月20日《羊城晚报》第二版，确有郭沫若当年发表且影响一时的《天涯海角》一文。文中记述了他三次游览天涯海角并观测“天涯”二字的情况：1961年2月13日，郭沫若第一次来到海南，19日在海南地方官员的陪同下畅游天涯海角。这一次，兴致勃勃的郭沫若凭目测仅估计出“天涯”、“海角”两组出自不同手笔的字，大小略等，当时还认为此四字均为一代文豪苏东坡所书，但字体差异很大。郭沫若写即事诗一首记此一游。1962年1月11日，郭沫若再次“故地重游，山海虽无殊，而人事却有小异，同复成诗一首。”这一次，他没有论及“天涯”石刻的事。
蔡先生说：“对崖州文化情有独钟的郭沫若为重印《崖州志》而亲自点校，这是全国众多地方志中唯一得到他亲点的方志。郭沫若在阅读《崖州志》的过程中发现，‘天涯’二字是‘雍正十一年’州守程哲所写，而非苏东坡所书。这一校正颠覆了多年来的‘权威’解读。1月16日黄昏，郭沫若第三次游天涯，为了看清楚‘天涯’二字的书写年代，他看得非常仔细。果然，‘雍正十一年’五字在‘天’之右，‘程哲’两字在‘涯’字左边，于是，郭沫若在天涯巨石镌诗三首碑注中写到：前后三游，时经一载，始获事物真相。”
“可是，郭沫若欣喜所获是不是事物真相呢?如他所言，‘天涯’二字的刻写时间果真就是‘雍正十一年’?”蔡明康不以为然。据他介绍，查考《广东通志·卷二十九·职官志》“知崖州条目”记载：“程哲，江南歙县人，监生，雍正二年任。”而《崖州志》列出的崖州知州程哲的继任者是：“严钰，江南含山贡生，雍正七年任”，而严钰之后是浙江举人杨城，雍正八年任崖州知州。从这一线索鲜明的记载来看，雍正十一年知州应该是杨城。又据《广东通志·卷十九·职官志》记载：“程哲，江南歙县人，监生，(雍正)七年任广东盐运司运同。”可见，程哲于雍正七年就调任广东盐运司运同。若按以上记载所说，作为一代散文家和石刻家的程哲在任崖州州守时不到“天涯海角”抒怀一番，而偏偏要在离任后的“雍正十一年”才去题刻“天涯”，这既不合乎常理，也不符合实际情形。
“崖州古代交通不便，‘鸟飞犹是半年程’，程哲纵使喜欢崖州风物，也不可能在官务繁忙中再折回崖州，题刻‘天涯’吧!后人的考证证明，雍正十一年程哲题刻‘天涯’的记载是错误的。”蔡明康显得持重起来。
雍正“丁未年”水落石出
时光转换到了1984年， 崖县(当年5月19日经国务院批准撤销崖县设立县级三亚市)有关部门组织了一次对“天涯”石刻做循字刻深加填丹青之修事，修刻工修刻出来的款识是“雍正十一未”。
蔡明康说，值得注意的是，其时崖县文化局、文化馆组织普查队到天涯海角游览区，对摩崖石刻再度进行拓片考察，当地文博专家黄怀兴、何擎国等人经验证拓片后，惊喜地发现右边的年代落款是“雍正丁未”，这一发现推翻了郭沫若当年认定的时间。
黄怀兴为此曾撰写专文介绍：“雍正”二字和“丁未”二字的字距是相等的，“十”字竖画下端向左有明显提勾，从拓片可辨，“十”字应为“丁”字。原先一直讹传的“(雍正)十一”二字只占一个字的位置，可见，“一”字是牵强加上去的。从岩面与拓片上看，没有“年”字，只有“未”字依稀可辨。经拓片和岩面辨考，应是“雍正丁未”，与“天涯”石刻款识“雍正丁未程哲”完全吻合。可以认定“天涯”石刻是程哲在任崖州知州期间的第四年“丁未”(公元1727年)题刻的，这才是事物的真相。
修订《崖州志》时仅在当地住了10日的郭沫若先生，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将年代有些久远、又曾破损缺页的《崖州志》弄得准确无误，实在是不可能的事。而当年已约古稀的他在黄昏时刻远距离目测“天涯”二字时出现的误差确实情有可原。但是，事物不该因感情因素而淹没了它的真相。蔡明康先生摆出有关程哲的记载：雍正二年(甲辰)至雍正六年(戊申)程哲在崖州知州任上，雍正五年为丁未年，这正好与“天涯”的石刻追答
雍正“十一未”扑朔迷离
根据古代年代题款常识，把皇帝年号“雍正”、年数“十一”和干支中的“未”字放在一起，干支中有辛未、葵未、乙未、丁未、己未，而雍正十一年又不是前述带“未”字的干支年，因此，可以肯定，“雍正十一未”这样的年代标识是错误的。对此，蔡明康解释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雍正十一未”是1984年修刻时误刻添填的，当然依据是来自郭沫若1962年修订的《崖州志》。查找1962年2月20日《羊城晚报》第二版，确有郭沫若当年发表且影响一时的《天涯海角》一文。文中记述了他三次游览天涯海角并观测“天涯”二字的情况：1961年2月13日，郭沫若第一次来到海南，19日在海南地方官员的陪同下畅游天涯海角。这一次，兴致勃勃的郭沫若凭目测仅估计出“天涯”、“海角”两组出自不同手笔的字，大小略等，当时还认为此四字均为一代文豪苏东坡所书，但字体差异很大。郭沫若写即事诗一首记此一游。1962年1月11日，郭沫若再次“故地重游，山海虽无殊，而人事却有小异，同复成诗一首。”这一次，他没有论及“天涯”石刻的事。
蔡先生说：“对崖州文化情有独钟的郭沫若为重印《崖州志》而亲自点校，这是全国众多地方志中唯一得到他亲点的方志。郭沫若在阅读《崖州志》的过程中发现，‘天涯’二字是‘雍正十一年’州守程哲所写，而非苏东坡所书。这一校正颠覆了多年来的‘权威’解读。1月16日黄昏，郭沫若第三次游天涯，为了看清楚‘天涯’二字的书写年代，他看得非常仔细。果然，‘雍正十一年’五字在‘天’之右，‘程哲’两字在‘涯’字左边，于是，郭沫若在天涯巨石镌诗三首碑注中写到：前后三游，时经一载，始获事物真相。”
“可是，郭沫若欣喜所获是不是事物真相呢?如他所言，‘天涯’二字的刻写时间果真就是‘雍正十一年’?”蔡明康不以为然。据他介绍，查考《广东通志·卷二十九·职官志》“知崖州条目”记载：“程哲，江南歙县人，监生，雍正二年任。”而《崖州志》列出的崖州知州程哲的继任者是：“严钰，江南含山贡生，雍正七年任”，而严钰之后是浙江举人杨城，雍正八年任崖州知州。从这一线索鲜明的记载来看，雍正十一年知州应该是杨城。又据《广东通志·卷十九·职官志》记载：“程哲，江南歙县人，监生，(雍正)七年任广东盐运司运同。”可见，程哲于雍正七年就调任广东盐运司运同。若按以上记载所说，作为一代散文家和石刻家的程哲在任崖州州守时不到“天涯海角”抒怀一番，而偏偏要在离任后的“雍正十一年”才去题刻“天涯”，这既不合乎常理，也不符合实际情形。
“崖州古代交通不便，‘鸟飞犹是半年程’，程哲纵使喜欢崖州风物，也不可能在官务繁忙中再折回崖州，题刻‘天涯’吧!后人的考证证明，雍正十一年程哲题刻‘天涯’的记载是错误的。”蔡明康显得持重起来。
雍正“丁未年”水落石出
时光转换到了1984年， 崖县(当年5月19日经国务院批准撤销崖县设立县级三亚市)有关部门组织了一次对“天涯”石刻做循字刻深加填丹青之修事，修刻工修刻出来的款识是“雍正十一未”。
蔡明康说，值得注意的是，其时崖县文化局、文化馆组织普查队到天涯海角游览区，对摩崖石刻再度进行拓片考察，当地文博专家黄怀兴、何擎国等人经验证拓片后，惊喜地发现右边的年代落款是“雍正丁未”，这一发现推翻了郭沫若当年认定的时间。
黄怀兴为此曾撰写专文介绍：“雍正”二字和“丁未”二字的字距是相等的，“十”字竖画下端向左有明显提勾，从拓片可辨，“十”字应为“丁”字。原先一直讹传的“(雍正)十一”二字只占一个字的位置，可见，“一”字是牵强加上去的。从岩面与拓片上看，没有“年”字，只有“未”字依稀可辨。经拓片和岩面辨考，应是“雍正丁未”，与“天涯”石刻款识“雍正丁未程哲”完全吻合。可以认定“天涯”石刻是程哲在任崖州知州期间的第四年“丁未”(公元1727年)题刻的，这才是事物的真相。
修订《崖州志》时仅在当地住了10日的郭沫若先生，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将年代有些久远、又曾破损缺页的《崖州志》弄得准确无误，实在是不可能的事。而当年已约古稀的他在黄昏时刻远距离目测“天涯”二字时出现的误差确实情有可原。但是，事物不该因感情因素而淹没了它的真相。蔡明康先生摆出有关程哲的记载：雍正二年(甲辰)至雍正六年(戊申)程哲在崖州知州任上，雍正五年为丁未年，这正好与“天涯”的石刻追答
海角据传是清末一文人所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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