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父看病，岳父有一个儿子（30）一个女儿31（我老婆）他自己本人一直在带队搞装修14年小舅子给我发

你小舅子跟你借钱 你最起码得知会你老婆一下子 要不然你知道他借钱干嘛的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傻

孙中山在世时，他众多的追随者当中，从来没有进入过领导核心。这一章里介绍的人物，基本上比参加革命更早、资格更老。他们都不属于黄埔系，所以掌权后都被排挤在权力中心之外。【廖仲恺与何香凝的天足缘】
廖仲恺与何香凝是一对著名夫妻，他们的婚姻被后人称为“天足缘”。廖仲恺与何香凝都生于19世纪80年代，都在清朝末年渡过自己的青少年岁月。在当时，待嫁女子是小脚还是天足，已经成为一些男人结婚时要考虑的大事。自然的，那时绝大多数男人还是要娶个小脚太太，但是极少数接受了新思想的男子已经把小脚视为国耻，予以坚决排斥。由于这极少数男子中很多成为历史名人，所以在这部名人八卦史里，小脚与大脚的纠缠就会不断出现。廖仲恺的父亲廖竹宾在汇丰银行做事，长年居住在美国旧金山，廖仲恺就在那里出生，自小就受西学影响，完全能够接受天足。而且他们家又是客家人，本来的习俗也是妇女天足。廖竹宾在临终时留下遗嘱：儿子将来必须娶一个天足媳妇。按新派人物的观点，父亲如此干涉儿子的婚姻，儿子是可以反抗的。不过老父的这条嘱咐本身符合时代潮流，廖仲恺自然谨尊遗训。可是在当时，要在门当户对的人家里找个没缠过足的女子实在不容易。别说那是在19世纪80年代，就是再下一代出生的、20世纪00后当中，缠过足的千金小姐还是一一的，催生出很多不幸的婚姻来。说到这里，就不能不赞赏何香凝小姐坚决拒绝缠足的非凡勇气了。或许那只不过是一个小姑娘的任性，可她运气好，赶上了新时代。何香凝出生在香港的一个妻妾成的富商之家。她父亲何载（何炳桓）是个半开明半守旧的人，开明之处在于愿意送这个女儿去念书受教育，守旧则表现在坚定地要给她缠足。其实这也是为了女儿今后的前途着想，不缠足将来怎么嫁人呢？何香凝一直到7岁才由母亲开始给她缠足，结果白天把裹脚布缠上，晚上就被她偷偷剪开。第二天再缠上，晚上再剪开，如此反反复复，母亲打骂也是没用。到最后还是老爸心软了，宣布放弃。很多文章都说，何香凝小时候拒绝缠足是受到太平天国的影响。在广东，太平军一直是被当作英雄传颂的。等何香凝长大成人，一双大脚的恶果就显出来了。她14时，没有婆家，15岁也没婆家，16岁也没婆家......估计老妈没少在她耳边唠唠叨叨。可是何香凝没把这当回事，天天忙着吸收新鲜事务。其实何老板对这个女儿倒是很欣赏，在她17岁时就让她协助自己管里帐目。好不容易等到她19岁那一年，算虚岁都20了，忽然有一天，何老板听说有一位廖公子不但愿娶大脚媳妇，而且只肯娶大脚媳妇，于是大呼万幸，赶紧把女儿嫁了过去（当然是通过媒人）。那是年，廖仲恺22岁。那时廖仲恺的父亲早已去世，他的家境处于衰败之中。廖、何二人的婚姻是传统的包办婚姻，但婚后二人情投意合。刚成家那两年生活穷困，他们却善于苦中作乐，把廖仲恺叔父廖志岗家的顶楼了一下，就成了温馨的两人世界。有一年过中秋，何香凝还写诗“愿年年此夜，人月双清”。后来他们就把这间陋室命名为双清楼。再后来何香凝自双清楼主，他们的儿子廖承志也用过“双清楼后人”的落款。何香凝对丈夫后来的事业帮助极大。廖仲恺在香港完成西式中学教育后，有心去日本留学，苦于没钱。廖仲恺的叔叔倒是有钱，可是不愿意资助。那时何香凝对他已非常崇拜，就把自己的私钱连同珠宝首饰统统拿了出来，凑足了路费和学费供他东渡求学，为这事又跟娘家的亲戚闹了好多别扭。不久她自己也去了日本。他们在那里一起认识了孙中山，先后加入了同盟会。与大多数辛亥女杰一样，何香凝也是一位果敢泼辣的女性。这种性格后来还救了廖仲恺一命。那是年，陈炯明发动兵变，把时任财政次长的廖仲恺也抓了起来。廖仲恺自知凶多吉少，连给一双儿女的诀别诗都写好了。后来何香凝找上门去面见陈炯明，严厉质问了一番，陈炯明给搞得很没面子，只好把廖仲恺释放。他几个小时后就开始反悔，可是悔之晚矣（注释1）。廖仲恺在年死于，何香凝一直活到年。她临终前提出了一项违反当时常规的请求：不要火化，要与廖仲恺葬在一起。党同意了她的要求。廖仲恺、何香凝的合葬墓位于南京的中山陵园区，现在是个旅游点。【孙科的两位小秘】
做为孙中山惟一的儿子，孙科并没有成为中华的二世祖。此事充分表明了辛亥革命的反封建性。实际上，孙科虽然在父亲的影响下很早就走上从政之路，但从来不是个能够呼风唤雨的大腕。年他因为竞选副总统一事，竟然牺牲了自己心爱的“二夫人”蓝妮。这对他个人来讲固然是个悲剧，但对国家来说倒不是坏事。孙科的正式夫人是他的表妹陈淑英，夫妇二人感情不错，共同育有二子二女。陈淑英基本上一直陪伴着孙科，起起落落，直到终老。除了陈氏夫人之外，孙科还与至少两位女子有过更深入的关系，一位是蓝妮，另一位名叫严蔼娟。这两位都是孙科在担任立间的秘书，可后来只有蓝妮做了大家默认的“二夫人”，严蔼娟连非正式的名份也没混到一个，虽然她也生了女儿孙穗芳（一说她与孙科先后生过两个女儿）。　　蓝妮（蓝巽宜）是的奇女子之一。她不但做过孙科的妻子，靠个人奋斗成为大富婆，她还是当代美国华裔名人骆家辉的岳祖母。蓝妮是苗族人，据说是云南苗王的后代，故有“苗王公主”之称。其实她父亲蓝世勋是老同盟会员、英国留学生，母亲是大家闺秀。蓝妮从小受到中西合璧的教育，是上海名媛圈子里的人，与苗王早就不搭界了。不过她那家族遗传的出众美貌以及独特的家世背景更增加了她的魅力。
　　
　　蓝妮一生有两次婚姻，第一次是嫁给上海李调生的次子李定国。她与李定国生有三个子女，其中一个儿子李振亚就是骆家辉的岳父。李、蓝二人的这段包办婚姻并不如意，后来蓝妮主动提出了离婚。可见，蓝妮是先跟李定国离了婚之后才嫁给孙科，孙科与骆家辉本来没什么关系，真正有关系的是蓝妮的前夫。但既然有了这么一种转折亲的存在，骆家辉也就算跟孙中山沾亲带故了。骆家辉是奥巴马内少数受到重用的华裔之一，他跟孙中山的这门亲戚，大概是热心的记者们帮着攀上的。
　　
　　还是来说孙科与蓝妮。原来蓝妮在年与李定国离婚后，受到老同学的关照，得以出入上流社会的交际圈。她当时虽然离异，却正二十出头的大好年华，光芒四射。 年的一次宴会上，孙科遇见了蓝妮，对她一见钟情。当时孙科人到中年，担任立长，也处于人生的巅峰时期。两人在party之上攀谈起来，相见恨晚。不久孙科就给了她一个offer：去南京担任自己的私人秘书，蓝妮立刻答应了。两人就这样开始了亲密的工作关系，并很自然地切换到男女关系的正轨上。那时陈淑英夫人正在澳门养病，没在家。
　　
　　孙科认识蓝妮时，的民法已经，在婚姻方面有了一夫一妻的规定。不过为了照顾当时普遍存在的妻妾成现状，又说妾不算妻，娶妾不算重婚罪。然而，当时的社会新风气已开始反对纳妾，即使在男子当中反对妻妾制的也占了多数（注释2）。在解释法律时，既对妻妾家庭给予照顾，同时也要求的不得纳妾。在这样一种形势下，孙科与蓝妮的关系就受到社会的非议。他并没有正式迎娶蓝妮，只是私下里摆了几桌酒席，还笑称自己是知法犯法，罪加一等。他又给蓝妮写了张字据，宣誓自己只有陈、蓝两位太太，绝无第三位。这张并无法律效力的字条，就交给蓝妮收藏。　　蓝妮的出现丝毫没有动摇大太太陈淑英的地位，却严重伤害了孙科的另一位“私人秘书”严蔼娟。实际上孙科认识严蔼娟在先，两人在年就开始同居，已经相好了几年。但孙科一有了蓝妮，就打算让严蔼娟下岗，而那时小严已经有孕在身。严蔼娟不甘心被抛弃的命运，要上去讨个说法。后来大老板杜月笙和司法泰斗吴经熊出面调解，小严才放弃打官司的计划，孙科则是花钱消灾，同意支付她和孩子的生活费。
　　
　　严蔼娟和女儿孙穗芳后来的命运相当坎坷。孙科开始时还肯给钱，后来抗战爆发，孙科随迁往重庆，钱也就停了。严蔼娟拖着一岁多的女儿嫁了人。后来女儿常遭继父的歧视、毒打，有一次打得很厉害，伤及耳朵，落下病根。严蔼娟后来一直放不下孙科，不断与他纠缠。孙科在抗战结束后又给过她钱，但对她已很反感。年严蔼娟带着孙穗芳去香港，再次找孙科要钱。那时穗芳也已经懂事，察觉到母亲是把自己当筹码来要挟孙科，内心十分痛苦。严蔼娟在香港带着女儿去过一次孙科的家里。当时只有亲奶奶卢慕贞出来见她们。由于孙穗芳长得很像孙科，卢慕贞对这个孙女非常怜爱。但是孙科就是硬着心肠不肯下来相见。
　　
　　孙穗芳小时吃了不少苦头，却是个非常顽强的人，把苦日子给挺了过去。严蔼娟后来把她送回上海外婆家。她因受家庭出身的拖累，无法进大学读书。于是她想到了宋庆龄－－她的另一位祖母。她提笔给奶奶写信求助，宋庆龄给她回信，一面劝她端正态度，不上大学照样可以为服务，一面又祝愿她第二年可以进大学。第二年她真的进了同济建筑系，也不知道是不是宋庆龄起了作用。孙穗芳长大后苦尽甘来，后来去了香港，又嫁入豪门，丈夫是香港富商王时新的儿子王守基。她是《我的祖父孙中山》一书的作者。（注释3）－－注意：孙穗芳（fang）不是孙穗芬（fen）。穗芳是严蔼娟，穗芬是蓝妮的女儿。　　蓝妮后来也没有与孙科走到终老。她的存在一直是孙科的一个包袱。年孙科参加副总统竞选，被政敌抓住蓝妮的把柄进行攻击。后来孙科竞选落败，竞选班子里的幕僚把很多责任推到蓝妮头上。孙科在那时并没有回护她，反而有意和她撇清。蓝妮一气之下与孙科分居，反正当初就没有什么正式婚约，因此说分就分了。分手之际，蓝妮早已进军上海业多年，有一笔资产，比孙科手头富裕得多。不过49年后她去了香港，继续做生意却赔了本。她后来靠了女儿和亲戚照顾，依然能过上比较安稳的日子。再后来，蓝妮成为我朝的对象，于80年代回到上海，在爱女孙穗芬的陪伴下渡过了幸福的晚年。蓝妮及女儿的故事以后还会说到。
　　
　　年后，孙科与夫人陈淑英一起过了一段海外漂泊的生活，又在美国居住了十多年。他们后来并无固定收入，全靠儿女接济，生活逐渐陷入贫困，有段时间甚至要靠自己种菜吃。孙科本来已经无心从政，但年后还是设法去了，重回担任考试院院长，为党国发挥余热。75岁那年，他第一次见到了自己与严蔼娟的女儿穗芳，“相逢一笑泯恩仇”，父女相处倒十分融洽。孙穗芳虽然那么晚才完成认祖归宗的夙愿，现在却是孙中山后代中最为活跃的一位。【戴季陶的风流之苦】
能够四处风流，往往让很多男士羡慕。但是等真的轮到自己头上，也有人为自己的风流品性而苦恼。戴季陶就是这样一个人。《陈洁如回忆录》里有一段说到回忆戴季陶，说一个日本女子带着个孩子来找戴季陶，戴同学却避而不见，要替他挡驾。这段描写绘声绘色：『戴季陶听到我（）的喊声，登时怔住了。爱子这个名字让他受不了。他向我招手，要我轻轻进入他的间，关起门来，小声说：“我在日本流亡生活的那一页已是明日黄花。当时我真个销魂，但仅此而已。我不要再提过往云烟。我现在自己有妻子有儿女，无法恢复跟爱子的关系，我不要看到她或这个孩子。所以请你务必想个借口，赶快帮我请走她。告诉她我不在这里，你说什么话都可以，只要把她弄走。告诉她你不知道我的住址，也不知道去哪里可以找到我。” 你可以想像我当时的窘迫之状，于是我问他：“你真的不要你的孩子吗？他是一个很乖巧的小男孩！” 戴季陶不耐烦地摇摇手，并且皱紧眉头，不高兴地说：“我已有自己的家庭———儿子、女儿和老婆！我要爱子的儿子做什么？我的那一段生活已经完结，你懂不懂，把她弄走！快点弄走！”』熟悉掌故的读者们都知道，那个被戴季陶拒绝承认的小孩就是的次子蒋纬国。戴季陶是孙中山早期的追随者之一，年青时又与交好。他在理论上很有一套，是的一大笔杆，先是担任孙中山的秘书，后又受到的重用，光是在考试院长这个位置上就做了长达20年。戴季陶是一位思想和性格都很复杂的人，可用“一言难尽”四字形容。这不但表现在他的态度上，他与的关系上，也表现在他对女色的处理上。戴季陶很早就离开四川家乡去日本留学（他原籍浙江吴兴），此后因二次革命而流亡，又再次东渡避难。年轻时的他生得一表人才，又好酒好色，到了日本，在这两方面都能得到充分满足。但是到后来这段经历却又令他烦恼，因为他不但欠下风流债，留下不敢相认的私生子，而且年轻时养成的放荡习性到后来难以控制，令他极其苦闷。戴季陶又是一位怕老婆的男人。妻子给了他很多支持，却也加重了他的精神压力。他的元配妻子钮有恒，是浙江湖州人。她的娘家虽不富裕，却有地位。从结婚开始妻子既处于强势地位，年龄比他大，家世比他好，连参加革命也比他早，是秋瑾的追随者之一。她本人非常能干，成婚后在湖州老家靠自己的本事积起数百亩田产，并把这些家财中的一部分用于福利事业。戴季陶称妻子为“姐姐”，人前人后都很敬重，他曾对儿子戴安国说：“你母智慧高出于我，你父少修少德，少年失于学养，而今多病，未老先衰，你要学习你母，耐精进，将来成就，不可”。就因为戴季陶对妻子既敬且怕，所以年当他在日本的情人带着他的儿子出现在上海时，戴季陶吓得要死，生怕给太太知道，赶紧把日本情人打发走了，以至于后来蒋纬国为自己的身世之谜纠结了半辈子。由于戴季陶年青时太风流，围绕他的儿子戴安国的身世也一直传闻不断。曾经有种说法，称戴安国与蒋纬国都是的儿子，后来戴安国过继给了戴季陶。后来又有人纠正说，其实戴安国是戴季陶与一位中国女子所生，但是归在夫人钮有恒的名下。不管怎样，钮夫人对夫妻之事的欲念很淡薄，与丈夫无法协调。戴季陶虽然惧内，但身边少了女人就难过。他所从事的事业需要常年奔波，而钮夫人一直留在湖州老家打理自己的业务，夫妻常年是两地分居。这种状态显然是培养婚外情的温床。为了照顾单身在外的丈夫，钮有恒就把自己的外甥女赵文淑（赵季官）安排到戴季陶身边，以照料他的生活。不过，孤男寡女这样成天在一个屋檐下生活，最后的结果不说大家也知道。据说，钮夫人在发现他俩的事后一开始还很惊怒（可见那时有些革命女性也够单纯），但最终是无可奈何。实际上，赵文淑与戴季陶相处的日子更长些。赵文淑来到戴季陶身边后的第四年，生下一个女儿。尽管他们之间的关系大家都心知肚明，但直到钮有恒二十多年后去世，戴季陶才与赵文淑正式结婚，仪式办得十分低调。很多文章里把赵文淑说成是戴季陶的妾，其实不妥。是反对纳妾的，虽然无法在全中国完全禁止，但在党的高级干部中，这种纪律还是要讲的。赵文淑在没有正式成为戴季陶的第二任妻子之前，只能算做二奶－－有关系，甚至有义务，但是没名份。除了她之外，戴季陶还有一位三奶，名叫赵令仪。赵令仪比赵文淑晚几年到戴季陶身边，是另一位党国元老张静江“介绍”给他的。她虽然此后一直跟在戴季陶身边，但从来没有转正。戴季陶的各种风流轶事中，最神秘的要属他与称“帝国之花”的日本女谍南造云子的绯闻了。他与南造云子的故事目前尚停留在“据说”阶段。根据传言，南造云子在抗战前后引诱了好几位，其中一位就是戴季陶。南造云子不但依赖戴季陶的地位保护自己，还从他那里套走一些机密情报。有的文章说，西安事变后，生死难料，而戴季陶在南京却出人意料地倒向何应钦那边，主张对西安进行轰炸，这就是南造云子在他身边活动的结果。戴季陶于年2月自杀。有人认为，导致他自杀的主因就是南造云子，而不是什么党国的前途。据他的妻弟赵文田回忆，年7月戴季陶被一位自称是记者的人勒索，那人自称掌握了戴院长与南造云子的很多资料，除非戴给他一笔封口费，否则就把那些事情全部写出来到国外出版。戴季陶后来真的拿金条换回了这些材料，一把火烧毁，但此后依旧提心吊胆，精神崩溃，最后选择一死了之。不过这位传得神乎其神南造云子，是否真有其人还是个很大的问题。她不象川岛芳子那样四处留痕，而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传言南造云子最后是死于军统的，但有人指出，有关军统的各类回忆录中从来出现过这个女间谍，日本方面也找不到关于她的任何记录（注释4）。不管是不是因为南造云子，戴季陶在临终那段日子里都处于极度抑郁之中。他自杀是有前科的。早在年，戴季陶就已经自尽过一次。那是在回四川探亲的途中，他从船上投水自沉，幸亏被老乡救了起来，活转以后就开始信佛了。那一次投水的原因他自己后来有过交待，说当时心理正在经历种种煎熬，在公与私两方面都陷入苦境，无处逃避。他特别说到：“而更有一件逼迫我很深刻的，是五六年来一件很错误的恋爱，种种魔障缠绕，自己偏偏认假作真，落到了一切假象当中，再也不能见性，一刀两段”（注释5）。【汪精卫，陈璧君，方君瑛】
正史上的汪精卫是个受尽唾骂的反面人物，但是在个人生活作风上，汪精卫是少有的廉洁。他只有一个妻子陈璧君，此外并没有明确的二奶。坊间一直盛传汪精卫有地下情人，而且还俩，一是辛亥女杰方君瑛，第二个是相貌酷似方君瑛的施旦。但这些毕竟都是传闻。从几位知情人的说法来看，汪精卫与方君瑛关系密切，却没有多少私情。至于后来冒出来的施旦女士，主要也是存在于野史当中，到底有没有那回事还很难说。想当年，汪精卫、方君瑛、陈璧君等人都是被孙中山革命精神鼓舞起来的一热血青年，怀着振兴中华的伟大信念走到了一起。汪精卫和方君瑛认识在先，相识于日本。当时方君瑛与寡嫂曾醒、以及她的哥哥、弟弟一起留学日本。方君瑛一家是革命家庭，她的弟弟方声洞后来成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汪精卫加入孙中山的组织后，受委派去南洋筹款。在马来西亚的槟榔屿，他遇到了后来的夫人陈璧君。陈璧君的父亲陈耕基是个富商，一直热心地支持革命，是孙中山革命党的提款机之一。陈璧君在家里一直阅读革命党寄来的《民报》，早就见识过汪精卫的笔杆子，等后来见到他本人，如此一表人才，立刻燃起了心中的爱情之火。那时她只有16岁，在受到汪兆铭哥哥的感召后，再也不满足于在家里做个阔小姐，非要出去干革命不可。她的母亲卫月朗也是个前卫女性，就跟着女儿一起去了革命圣地日本。在那里，陈璧君与方君瑛、曾醒、何香凝等女同志们住在一起，是她们当中年龄最小的一位。她与她们之间的友谊持续终生。汪精卫、方君瑛、陈璧君，那时各自都有婚约在身。如同绝大多数革命者一样，他们都把旧式的婚约视为枷锁。不过每个人的性格和际遇不一样，对旧婚约的善后也不同，导致了以后截然不同的结局。三人当中以陈璧君最是爽快利落，很干脆地退了婚。虽然她父亲开始时不太高兴，但后来还是让步了。小陈可能也是运气好，她的未婚夫是她表哥梁宇皋，在退婚问题上并没有为难她，说退就退了。方君瑛就不一样了。她不但没能退掉婚约，反而在家里的压力下，在日本和未婚夫王简堂正式成亲。强扭的瓜不甜。据方君瑛的侄女回忆，婚后第一天方君瑛就与王简堂吵架，愤而出走。但她毕竟是有夫之妇，就算对汪精卫有意思，这下也与他失之交臂了。至于汪精卫方面，家里有个未婚妻刘氏，早就定了亲。后来汪精卫以自己参加革命、随时会掉脑袋为由，让兄长替他退婚。但刘氏姑娘坚决不肯放弃婚约，此后终生未嫁，让汪精卫内疚多年。陈璧君自小性格泼辣，对心上人主动发起追求攻势，不过一开始汪精卫并没有动心。直到年，汪精卫与革命同志到谋刺摄政王，失败后被捕入狱，这段感情才有了转机。小汪入狱后，陈璧君积极设法营救，首先就花了大把银子贿赂狱卒，让他在狱中受到优待。小陈还写了一封又一封的鼓励信，让身陷囹圄的汪精卫得到很大安慰。就这样，汪精卫接受了陈璧君的爱情，还在牢里给她写情诗。有传言说，汪精卫谋刺摄政王，临行前已抱定必死的决心，陈璧君心里跟着一激动，满怀豪情地说：“你去干吧，你明天就要去死，我没有旁的送给你。”于是她把自己的处女之身献给了心上人，跟他睡了一觉。以汪精卫一贯谨慎的作风来看，这不太可能。不管怎样，等到辛亥革命成功后，汪、陈二人就了盛大婚礼，成为革命者中的爱情佳话。后来有人说，那次行刺摄政王的最大成果不是撼动清王朝，而是成就了一桩姻缘。　汪、方、曾、陈这几家人交情十分深厚。成立后的前十几年是北洋当国，汪精卫一度远离，携陈璧君到法国留学。方君瑛和嫂嫂曾醒后来也去了法国，大家住在一起。汪精卫的长子汪文婴在法国出生，小时候就是方君瑛帮着带的。女儿汪文惺也受过方氏姑嫂的照顾。两个孩子后来都管方君瑛叫七姑（注释6）。再后来，方君瑛的妹妹方君璧嫁给曾醒的弟弟曾仲鸣。曾仲鸣担任汪精卫的秘书，后在河内被军统特务错当成汪精卫给打死。可见他们这几家人的关系是多么密切。
　　
　　方君瑛是位悲情女子。她于年在上海吞服大量自杀身亡。那时她刚刚从法国拿到数学的硕士学位回国不久，忽然自杀，让亲朋好友至为震撼。汪精卫十分哀痛，为“七姊”之死深深自责，觉得自己没能好好照顾她。可能就是汪精卫这些充满感情的表述，催生出后来越传越神的“汪方地下情”。
　　
　　这段绯闻的源头大概是年在香港出版的一本《汪精卫恋爱史》，作者是李焰生。到现在，这段故事已经演化得非常成型，连汪、方二人的花前月下吟过什么诗、说过什么话，都给描述得绘声绘色。而陈璧君－－这个一向不讨大众喜欢的女人，更在这个故事中扮演了可恶的妒妇角色。故事说，就是因为陈璧君后来发现了汪、方的恋情，对方君瑛进行了大肆侮辱，才导致一代女杰上吊自杀。
　　
　　通行的故事版本还说，后来汪精卫又认识了一位相貌酷似方君瑛的女士，名叫施旦。她本是曾仲鸣的下属，又结了婚，却对汪精卫一往情深，甘愿抛弃丈夫来到汪精卫身边，充当汪精卫的前地下情人的替身。汪精卫也因为看见施旦就想起方君瑛，所以对她格外钟情。这个施旦还巧舌如簧，一番话把母老虎陈璧君都搞定了，让她默许自己待在汪先生身边充当秘书和管家。施旦在摊牌时对陈璧君说：“你是他的夫人，无人可争，我不能，也不愿我们之间，有任何争执。他爱我，是因为我长得像方君瑛，把我当她来爱，当然是种心理变态。我是已离婚的人，我觉得让他心理上得到安慰，好振作起精神，应付当前他所处的艰难环境，所以才对他迁就，成为他心目中的情人。这对你们夫妻之爱，并没有妨碍。他对我说，他的生命，只有5年；报纸也发表过了。为了谈不到，为财物也非我所欲，我只是爱惜他，仰慕他。我这样做，对我并无利益可图，但对你却有好处，起码我能以和他相处而安定他的心情，使他自觉生气蓬勃。你如果因此和他翻脸吵闹，结果对你却未必有利……”（注释7）陈璧君大概被这番话雷得外焦里嫩，无语凝咽。
　　
　　汪精卫以及方君瑛的后人，都对这种传闻作出过澄清（注释8）。从比较可信的资料来源看，汪精卫、陈璧君夫妇对方君瑛、曾醒二人一直很尊敬，陈璧君是绝不会对方君瑛恶言相向的。而汪精卫一生洁身自好，对太太相当忠诚，这点在的领袖人物中间也很难得。他与陈璧君的感情很好，给她写了不少真挚的诗文。陈璧君对汪精卫的维护更是不遗余力。陈璧君为人厉害是出了名的。年召开四届六中全会时，汪精卫热血青年所刺，中枪后血满衣襟，对随后赶来的陈璧君说：“我完了，我完了！” 陈璧君顿时翻脸，叱道：“你刚强点好不好，你硬一点好不好，干革命的，还不早晚就有这一天，早晚会有这个结果！” 即使后来组建了伪，她在日本人面前，表面上都一直保持着强硬的态度－－当然这改变不了他们是日本傀儡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