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06-02-01
官本位政治文化：对以人为本的否定
李自立 李晓燕
[ 摘 要 ] 人是手段，但更是目的。官本位作为一种传统政治文化，其核心是以官为本，这是对以人为本的根本否定。本文试图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对官本位从历史沿革、内涵、基本特征及其影响作一个较为系统的分析，从而揭示出其与以人为本的内在矛盾。在现时期，官本位政治文化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进程中是一大阻碍，必须从根源上消除。
[ 关键字 ] 官本位； 以人为本； 政治文化
以人为本是新一届政府执政的重要指导思想。 1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新一届政府推行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改革，深得国内外的好评。这一指导思想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性质。在这一背景下，随着政治文明进程的推进，官方和学者对官本位政治文化投入的关注在不断地增加。
然而，在历史和现实的诸多主客观因素作用下，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在新中国诞生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并没有得到事实上的扬弃。相反，却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存在于现今社会，并产生着不同程度和向度的影响。官本位的封建政治文化便是其中的一种。十五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指出 ：“主观主义、个人主义、‘官本位'意识 ，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思想根源 ，必须坚决克服。”我们有必要对官本位政治文化的内涵、特征、历史脉络以及对当今中国政治文明进程的影响作一个详细的分析和研究。
一、官本位政治文化的内涵
“ 官本位 ” 不是一个严格的科学概念而是通俗的说法，最早出现于 20 世纪 80 年代。这种说法起源于经济学上的一个专用名词——金本位。金本位指的是以黄金为本位货币的一种货币制度。以黄金为单一的价值尺度去衡量其它商品的价值。由此看来，在最初提出这个名词时，官本位至少有这样一层意思：把是否为官当成一种核心的社会价值尺度去衡量个人的社会地位和价值。随着社会的发展，其含义渐丰，不仅限于此。
官本位是官的本来涵义的异化。本来，官是一个较为好听的名称：处理国家公务曰官。官者，公也。《汉书·盖宽饶传》中说：“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说苑至公》：“博士鲍白令之对秦始皇曰：‘天下官则让贤，天下家则世断，故五帝以天下为官，三王以天下为家。'”可见，官的本义是“为公”。正因为以“公”相通，才有了尧舜禅让的佳话。韩非子在其名篇《五蠹》中就说到“以是言之，夫古之让天下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故传天下而不足多也。”但是在后来，人们的这种观念就发生了转变。也就是在韩非的那个时代，社会上就产生了重官的思想：“今之县令，一日身死，子孙累世絜驾，故人重之。”历史发展到了今天，人们对官的概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逐渐形成了官本位的思想观念。
纵观历史和现实，官本位至少包括了这 四点内涵 ：公共权力的运行以“官”的利益和意志为最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严格的上下层级制度，下级对上级唯首是瞻，上级对下级拥有绝对的权力；以是否为官、官职大小、官阶高低为标尺，或参照官阶级别来衡量人们社会地位和人生价值的社会心理；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敬官、畏官的社会心理。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往往在多个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它包含了官本位意识 , 官本位思维、官本位文化、官本位机制、官本位现象、官本位行为等多方面的意思” 2。在本文中，它具有特定的涵义，指的是一种政治文化。
政治文化是当代政治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它首先由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提出。 1956 年，在其所著的《比较政治系统》中，他认为，政治文化是政治体系的心理方面，每个政治体系都表现为一个待定的政治行为模式，这种特定的模式便是政治体系的政治文化，从个人看政治文化是个人对政治行为和政治评估的主观倾向。此后，对政治文化的界定莫衷一是。一般认为 S· 韦伯的解释比较典型，他把政治文化解释为“由得自经验的信念、表意符号和价值观组成的体系，这个体系规定了政治行为所由发生的主观环境。”在这个概念上，基本上都认同的一个内涵是：它是“关于国家政治生活的政治心理倾向和政治价值取向”，是政治观念形态，“包括政治认识、政治情感、政治态度、政治动机、政治意向、政治信念、政治思想等”。 3政治文化处于政治与文化两者交界层面上。由此看来，官本位作为一种政治价值取向、社会心理即可被列入政治文化的范畴。
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出，其实官本位政治文化具有两个承载的主体：为官者和为民者。其内涵的前两个方面主要指的是前者，后两个方面则主要是指后者。但在讨论官本位的内涵时，这两个主体又不可以截然分开，因为官可成为民，并且官也是社会的一分子，更重要的是民通过各种途径也可能成为官。以这两者为主体的政治文化结合在一起共同形成了官本位的政治文化。官这一主体的形成要比民来得早，因为它是这一政治文化直接寄生的载体。
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一定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政治文化，便是这一社会的主政治文化。显然，无产阶级政治文化是当代中国的主政治文化。而官本位的政治文化则属于封建政治文化，属于封建官僚阶级政治文化。而在阿尔蒙德看来它应该属于臣属政治文化。因为在官本位的政治文化中，属民对政治体系是完全被动的，只与政治体系的输出相关，却并不积极地参与政治生活。
二、官本位政治文化对以人为本的否定
要对官本位进行深入地了解，我们有必要对官本位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作一个较为全面的概括。官本位的政治文化除了具备一般政治文化所具有的普遍特征，如深刻的阶级性、一定的民族性和相对的稳定性以外，还具有自身的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基本特征。从这些特征中可以看出其对以人为本的彻底否定。
1. 以利为本，而非以人为本。 私本位是官本位的实质。官本位政治文化的四点内涵都可以归结到这点上来。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在封建专制统治的社会里，由于缺少监督，公共权力的运行以官员的意志为出发点，这就难以防范官员以权谋私。从根本上说，下级对上级的阿谀奉承、唯唯诺诺不是为了自己的升迁就是害怕得罪上司，总之是为了一已私利；上级对下级的绝对权力使得其私欲无限膨胀。正是因为做官有特权，可以满足个体的诸多私利，人们才把当官、进入政府部门作为自己的择业取向和光宗耀祖的重要途径，并把它作为衡量人们社会地位的标准。老百姓的敬官畏官心理则主要是想通过寻租途径获取私利或者是怕自己会成为官员特权的牺牲品。在现实生活中，官吏阶层所得到各种利益均远远高于其他阶层，特别是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古代社会。做官是手段，获取利益是最终目的。只有政治上进入仕途，才能够获取各种超额利益，只有保住官位，才能使利益稳定化，只有在仕途上不断晋升，才能获取更大的利益。当官是获取利益的最佳途径，这种途径是获取最大利益的最佳方式。人们把物质利益当成终极目的，不清楚人这一世间最高的存在物才是唯一的目的。
2. 官本位起源于对人的否定。官本位具有其深刻的 历史根源 。 通过上文对官本位内涵的考察，可以看出官本位政治文化的形成的必要前提是官这一特殊群体的形成，在古代，也即有其特殊利益的士大夫阶层的出现。也就是说，作为一个社会体制的官僚政治的形成是官本位政治文化形成的历史根源。这一行政官员群体的出现是社会“等级分层”的结果。士的产生，大约是在西周，当时“有了贵族和平民的阶级分化，从而使‘士'这个称谓进一步限定于拥有官爵的贵族之内。” 4这些士大概是从当时的武士集团和各部落首领（称为“王”）演化而来的。到了东周，特别是战国时代，“士”作为一个阶层已经发展到了相当成熟的地步。《礼记·郊特牲》郑玄注：“周制爵及命士”。孔颖达疏：“命即爵也”。官民对立由此形成。在周代封建贵族制度之下，世卿世禄，封建宗法制度达到了十分发达的程度，也即官本位政治文化的社会基础业已形成。再加上从天子到诸侯、卿、大夫、士、庶人的严格的等级制度，使得官本位的观念得到加强。等级制度肯定了人有贵贱尊卑之分，否定了人的尊严和价值。这样，等级制度对人的否定也转化成官本位的对人的否定。
社会心理学告诉我们，同一社会事象的反复，会使我们的反应牢固地变成我们的第二天性。个体对他人行为及其后果的观察中能够得到一种“替代性强化”，从而使人能够获得较复杂的、有内在统一的、模式化的整体行为。这是班杜拉等社会学习论者解释人的社会行为的内化的理论。在中国漫长的封建官僚专制下，官僚阶级的优越感和一般百姓的低贱感，在一系列的社会条件的支持强化下，必然内化为每个中国人的政治心理，加之以血缘、亲缘为基础的封建官僚世袭制，最终形成了中国社会的独特文化现象——官本位的政治文化。
3. 官民对立，否定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动力。 随着官越来越走向自己本来涵义的反面，它也逐渐成为民的对立面。“中国的官僚阶层”，“不代表贵族阶级利益，也不可能代表资产者阶级的利益，而是陶希圣讲对了的那一句话：‘自有特殊利益'。因为他们自己就是支配者阶级，自己就是一直同所谓‘自由'农民处在对立者的地位”。 5近来有越来越多学者意识到：官民对立 , 而非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对立，这才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主要矛盾。也就是说官僚阶层并非是地主阶级的代表，而是自成一个独特的阶级。它的对立面就是民，在封建社会里包括庶民、贱民、庶族地主和商人，在现代社会应当就是指公民社会了。官者，管也，管理对象就是民。“以官为本”就是只注重官自身的利益，把自己的利益建立在其对立面的基础之上，也即民的利益之上。官和民的这种对立通常是通过官自己规定的有利于自己的种种特权得以形成的。
作为创造历史的动力的人，主体是人民群众，“以人为本”的核心是“以民为本”。一切从人出发，就是一切从人民群众出发；一切为了人，就是一切为了人民群众；一切依靠人，就是一切依靠人民群众。而官民对立则严重走向了以民为本的反面，否定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从而也否定了以人为本。
4. 不合理的选官制度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否定。 不合理的选官制度是官本位的推动力。历来，中国普通老百姓政治心理逻辑就是：怎样才能改变现实的无权无钱的生活？就要选择一种最佳途径——既可能又可行的途径。读书入仕以其实现的廉价性和合法性成为最好的选择。“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科举制度虽然是一种创新并成为西方文官制度的借鉴，但是它有其特有的弊端，特别是在明清。与现代的公务员制度完全不同，它的考试标准的严重僵化，考的并不是为官必备的行政能力，而是与为官无甚关联的“四书五经”。这就无法达到其预期的选贤举能的目的，只能成为人们竞相入仕取官的跳板。况且统治者实行科举制度的目的也并非彻底是选贤举能，“官人举士之法，历代并不限于科举”。 6这种不合理的选官制度在合理的形式外衣掩盖下，“使士人获得了成为特权者的客观条件，士人因此追求特权，拥护特权”， 7不仅入仕者希望维护特权，尚未入仕者也形成了“致身青云”、“学而优则仕”的心理，也就促使人们竞相为官，形成了官本位的政治观念。而考试的内容对于一个人的全面发展是远远不够的，这将是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全面抑制。
三、消除官本位，重新肯定以人为本
政治文明作为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并列的社会文明之一，已被官方正式提了出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它们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官本位的政治文化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影响完全是消极的，是对以人为本的根本否定，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政治文明的发展，我们应该努力清除官本位的影响，重新确定对以人为本的肯定。 首先，应该培养较为积极的政治心理，扩大政治参与水平。 政治冷淡主义主要是有其物质利益上的原因，而中国的政治参与水平除此之外，还有这个政治心理因素。因此，我们必须从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环节创造有利于政治参与的制度，从而确立对人的政治及其他权利的肯定。 其次，要纠正异化了的民主观念，推进民主进程。 官本位对民主进程的最大危害就是将民主问题转化成为了“民智”问题，“民智未开”成了没有“民主资格”的代名词，从而使民主实施变为人治的借口。因此纠正这种被异化了的民主观念，重新弘扬真正的民主观念，实现每个人的民主权利势在必行。 再者，合理解决官员数量问题，形成科学的官员规模。 以官为本，官员特权使得人们留恋官位、追求为官，有些官员“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使机构改革一直未能跳出“精简 —— 膨胀 —— 再精简 —— 再膨胀”的怪圈。因此，必须从整体着眼，该扩张的扩张、该精简精简，从而形成一个合理科学的官员规模。 最后，加强党的领导，进一步实行党政分开。 邓小平同志说过，“党政不分实际上降低了党的领导地位，削弱了党的领导作用，党政分开才能更好地实现党的领导作用”。因为，党政不分使得党“顾不上抓自身建设”、“处于行政工作第一线”、“容易成为矛盾的方面甚至处于矛盾的焦点上”和“处在直接执行者的地位”，不能“较好地行使监督职能”。所以，我们必须进一步实行党政分开，切实保证在党的领导下的体制改革，从而真正加强党的领导。
批判官本位的政治文化是一个关于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问题。如果说“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是我们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所应持的正确态度，那么对官本位的政治文化我们应该坚决予以批判，因为，对中国政治文明进程有如此之多的消极影响的官本位政治文化显然是应被划入“糟粕”之列。根据与民主的积极关系，亨廷顿曾给各种文化排出一个序列。它们依次是：新教、天主教、东正教、孔教、伊斯兰教、黑非洲。他认为，经济发展能够冲破文化的界限，或使文化发生变革，也会使各种文化中民主因素展发出来。有的国家民主化的障碍既有经济和政治的，也有文化的，在非洲压倒性的因素是经济，在经济迅速发展的东亚地区和许多伊斯兰教国家，主要是文化的。这里至少给了我们一个警示：应该对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糟粕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并给予坚决清除。官本位政治文化已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人，清除它并非一日之功。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人们政治水平的提高以及中国整个政治文明进程的推进，官本位定会淡出人们视野。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李自立 李晓燕
[ 摘 要 ] 人是手段，但更是目的。官本位作为一种传统政治文化，其核心是以官为本，这是对以人为本的根本否定。本文试图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对官本位从历史沿革、内涵、基本特征及其影响作一个较为系统的分析，从而揭示出其与以人为本的内在矛盾。在现时期，官本位政治文化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进程中是一大阻碍，必须从根源上消除。
[ 关键字 ] 官本位； 以人为本； 政治文化
以人为本是新一届政府执政的重要指导思想。 1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新一届政府推行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改革，深得国内外的好评。这一指导思想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性质。在这一背景下，随着政治文明进程的推进，官方和学者对官本位政治文化投入的关注在不断地增加。
然而，在历史和现实的诸多主客观因素作用下，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在新中国诞生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并没有得到事实上的扬弃。相反，却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存在于现今社会，并产生着不同程度和向度的影响。官本位的封建政治文化便是其中的一种。十五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指出 ：“主观主义、个人主义、‘官本位'意识 ，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思想根源 ，必须坚决克服。”我们有必要对官本位政治文化的内涵、特征、历史脉络以及对当今中国政治文明进程的影响作一个详细的分析和研究。
一、官本位政治文化的内涵
“ 官本位 ” 不是一个严格的科学概念而是通俗的说法，最早出现于 20 世纪 80 年代。这种说法起源于经济学上的一个专用名词——金本位。金本位指的是以黄金为本位货币的一种货币制度。以黄金为单一的价值尺度去衡量其它商品的价值。由此看来，在最初提出这个名词时，官本位至少有这样一层意思：把是否为官当成一种核心的社会价值尺度去衡量个人的社会地位和价值。随着社会的发展，其含义渐丰，不仅限于此。
官本位是官的本来涵义的异化。本来，官是一个较为好听的名称：处理国家公务曰官。官者，公也。《汉书·盖宽饶传》中说：“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说苑至公》：“博士鲍白令之对秦始皇曰：‘天下官则让贤，天下家则世断，故五帝以天下为官，三王以天下为家。'”可见，官的本义是“为公”。正因为以“公”相通，才有了尧舜禅让的佳话。韩非子在其名篇《五蠹》中就说到“以是言之，夫古之让天下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故传天下而不足多也。”但是在后来，人们的这种观念就发生了转变。也就是在韩非的那个时代，社会上就产生了重官的思想：“今之县令，一日身死，子孙累世絜驾，故人重之。”历史发展到了今天，人们对官的概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逐渐形成了官本位的思想观念。
纵观历史和现实，官本位至少包括了这 四点内涵 ：公共权力的运行以“官”的利益和意志为最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严格的上下层级制度，下级对上级唯首是瞻，上级对下级拥有绝对的权力；以是否为官、官职大小、官阶高低为标尺，或参照官阶级别来衡量人们社会地位和人生价值的社会心理；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敬官、畏官的社会心理。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往往在多个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它包含了官本位意识 , 官本位思维、官本位文化、官本位机制、官本位现象、官本位行为等多方面的意思” 2。在本文中，它具有特定的涵义，指的是一种政治文化。
政治文化是当代政治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它首先由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提出。 1956 年，在其所著的《比较政治系统》中，他认为，政治文化是政治体系的心理方面，每个政治体系都表现为一个待定的政治行为模式，这种特定的模式便是政治体系的政治文化，从个人看政治文化是个人对政治行为和政治评估的主观倾向。此后，对政治文化的界定莫衷一是。一般认为 S· 韦伯的解释比较典型，他把政治文化解释为“由得自经验的信念、表意符号和价值观组成的体系，这个体系规定了政治行为所由发生的主观环境。”在这个概念上，基本上都认同的一个内涵是：它是“关于国家政治生活的政治心理倾向和政治价值取向”，是政治观念形态，“包括政治认识、政治情感、政治态度、政治动机、政治意向、政治信念、政治思想等”。 3政治文化处于政治与文化两者交界层面上。由此看来，官本位作为一种政治价值取向、社会心理即可被列入政治文化的范畴。
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出，其实官本位政治文化具有两个承载的主体：为官者和为民者。其内涵的前两个方面主要指的是前者，后两个方面则主要是指后者。但在讨论官本位的内涵时，这两个主体又不可以截然分开，因为官可成为民，并且官也是社会的一分子，更重要的是民通过各种途径也可能成为官。以这两者为主体的政治文化结合在一起共同形成了官本位的政治文化。官这一主体的形成要比民来得早，因为它是这一政治文化直接寄生的载体。
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一定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政治文化，便是这一社会的主政治文化。显然，无产阶级政治文化是当代中国的主政治文化。而官本位的政治文化则属于封建政治文化，属于封建官僚阶级政治文化。而在阿尔蒙德看来它应该属于臣属政治文化。因为在官本位的政治文化中，属民对政治体系是完全被动的，只与政治体系的输出相关，却并不积极地参与政治生活。
二、官本位政治文化对以人为本的否定
要对官本位进行深入地了解，我们有必要对官本位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作一个较为全面的概括。官本位的政治文化除了具备一般政治文化所具有的普遍特征，如深刻的阶级性、一定的民族性和相对的稳定性以外，还具有自身的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基本特征。从这些特征中可以看出其对以人为本的彻底否定。
1. 以利为本，而非以人为本。 私本位是官本位的实质。官本位政治文化的四点内涵都可以归结到这点上来。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在封建专制统治的社会里，由于缺少监督，公共权力的运行以官员的意志为出发点，这就难以防范官员以权谋私。从根本上说，下级对上级的阿谀奉承、唯唯诺诺不是为了自己的升迁就是害怕得罪上司，总之是为了一已私利；上级对下级的绝对权力使得其私欲无限膨胀。正是因为做官有特权，可以满足个体的诸多私利，人们才把当官、进入政府部门作为自己的择业取向和光宗耀祖的重要途径，并把它作为衡量人们社会地位的标准。老百姓的敬官畏官心理则主要是想通过寻租途径获取私利或者是怕自己会成为官员特权的牺牲品。在现实生活中，官吏阶层所得到各种利益均远远高于其他阶层，特别是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古代社会。做官是手段，获取利益是最终目的。只有政治上进入仕途，才能够获取各种超额利益，只有保住官位，才能使利益稳定化，只有在仕途上不断晋升，才能获取更大的利益。当官是获取利益的最佳途径，这种途径是获取最大利益的最佳方式。人们把物质利益当成终极目的，不清楚人这一世间最高的存在物才是唯一的目的。
2. 官本位起源于对人的否定。官本位具有其深刻的 历史根源 。 通过上文对官本位内涵的考察，可以看出官本位政治文化的形成的必要前提是官这一特殊群体的形成，在古代，也即有其特殊利益的士大夫阶层的出现。也就是说，作为一个社会体制的官僚政治的形成是官本位政治文化形成的历史根源。这一行政官员群体的出现是社会“等级分层”的结果。士的产生，大约是在西周，当时“有了贵族和平民的阶级分化，从而使‘士'这个称谓进一步限定于拥有官爵的贵族之内。” 4这些士大概是从当时的武士集团和各部落首领（称为“王”）演化而来的。到了东周，特别是战国时代，“士”作为一个阶层已经发展到了相当成熟的地步。《礼记·郊特牲》郑玄注：“周制爵及命士”。孔颖达疏：“命即爵也”。官民对立由此形成。在周代封建贵族制度之下，世卿世禄，封建宗法制度达到了十分发达的程度，也即官本位政治文化的社会基础业已形成。再加上从天子到诸侯、卿、大夫、士、庶人的严格的等级制度，使得官本位的观念得到加强。等级制度肯定了人有贵贱尊卑之分，否定了人的尊严和价值。这样，等级制度对人的否定也转化成官本位的对人的否定。
社会心理学告诉我们，同一社会事象的反复，会使我们的反应牢固地变成我们的第二天性。个体对他人行为及其后果的观察中能够得到一种“替代性强化”，从而使人能够获得较复杂的、有内在统一的、模式化的整体行为。这是班杜拉等社会学习论者解释人的社会行为的内化的理论。在中国漫长的封建官僚专制下，官僚阶级的优越感和一般百姓的低贱感，在一系列的社会条件的支持强化下，必然内化为每个中国人的政治心理，加之以血缘、亲缘为基础的封建官僚世袭制，最终形成了中国社会的独特文化现象——官本位的政治文化。
3. 官民对立，否定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动力。 随着官越来越走向自己本来涵义的反面，它也逐渐成为民的对立面。“中国的官僚阶层”，“不代表贵族阶级利益，也不可能代表资产者阶级的利益，而是陶希圣讲对了的那一句话：‘自有特殊利益'。因为他们自己就是支配者阶级，自己就是一直同所谓‘自由'农民处在对立者的地位”。 5近来有越来越多学者意识到：官民对立 , 而非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对立，这才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主要矛盾。也就是说官僚阶层并非是地主阶级的代表，而是自成一个独特的阶级。它的对立面就是民，在封建社会里包括庶民、贱民、庶族地主和商人，在现代社会应当就是指公民社会了。官者，管也，管理对象就是民。“以官为本”就是只注重官自身的利益，把自己的利益建立在其对立面的基础之上，也即民的利益之上。官和民的这种对立通常是通过官自己规定的有利于自己的种种特权得以形成的。
作为创造历史的动力的人，主体是人民群众，“以人为本”的核心是“以民为本”。一切从人出发，就是一切从人民群众出发；一切为了人，就是一切为了人民群众；一切依靠人，就是一切依靠人民群众。而官民对立则严重走向了以民为本的反面，否定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从而也否定了以人为本。
4. 不合理的选官制度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否定。 不合理的选官制度是官本位的推动力。历来，中国普通老百姓政治心理逻辑就是：怎样才能改变现实的无权无钱的生活？就要选择一种最佳途径——既可能又可行的途径。读书入仕以其实现的廉价性和合法性成为最好的选择。“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科举制度虽然是一种创新并成为西方文官制度的借鉴，但是它有其特有的弊端，特别是在明清。与现代的公务员制度完全不同，它的考试标准的严重僵化，考的并不是为官必备的行政能力，而是与为官无甚关联的“四书五经”。这就无法达到其预期的选贤举能的目的，只能成为人们竞相入仕取官的跳板。况且统治者实行科举制度的目的也并非彻底是选贤举能，“官人举士之法，历代并不限于科举”。 6这种不合理的选官制度在合理的形式外衣掩盖下，“使士人获得了成为特权者的客观条件，士人因此追求特权，拥护特权”， 7不仅入仕者希望维护特权，尚未入仕者也形成了“致身青云”、“学而优则仕”的心理，也就促使人们竞相为官，形成了官本位的政治观念。而考试的内容对于一个人的全面发展是远远不够的，这将是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全面抑制。
三、消除官本位，重新肯定以人为本
政治文明作为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并列的社会文明之一，已被官方正式提了出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它们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官本位的政治文化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影响完全是消极的，是对以人为本的根本否定，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政治文明的发展，我们应该努力清除官本位的影响，重新确定对以人为本的肯定。 首先，应该培养较为积极的政治心理，扩大政治参与水平。 政治冷淡主义主要是有其物质利益上的原因，而中国的政治参与水平除此之外，还有这个政治心理因素。因此，我们必须从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环节创造有利于政治参与的制度，从而确立对人的政治及其他权利的肯定。 其次，要纠正异化了的民主观念，推进民主进程。 官本位对民主进程的最大危害就是将民主问题转化成为了“民智”问题，“民智未开”成了没有“民主资格”的代名词，从而使民主实施变为人治的借口。因此纠正这种被异化了的民主观念，重新弘扬真正的民主观念，实现每个人的民主权利势在必行。 再者，合理解决官员数量问题，形成科学的官员规模。 以官为本，官员特权使得人们留恋官位、追求为官，有些官员“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使机构改革一直未能跳出“精简 —— 膨胀 —— 再精简 —— 再膨胀”的怪圈。因此，必须从整体着眼，该扩张的扩张、该精简精简，从而形成一个合理科学的官员规模。 最后，加强党的领导，进一步实行党政分开。 邓小平同志说过，“党政不分实际上降低了党的领导地位，削弱了党的领导作用，党政分开才能更好地实现党的领导作用”。因为，党政不分使得党“顾不上抓自身建设”、“处于行政工作第一线”、“容易成为矛盾的方面甚至处于矛盾的焦点上”和“处在直接执行者的地位”，不能“较好地行使监督职能”。所以，我们必须进一步实行党政分开，切实保证在党的领导下的体制改革，从而真正加强党的领导。
批判官本位的政治文化是一个关于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问题。如果说“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是我们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所应持的正确态度，那么对官本位的政治文化我们应该坚决予以批判，因为，对中国政治文明进程有如此之多的消极影响的官本位政治文化显然是应被划入“糟粕”之列。根据与民主的积极关系，亨廷顿曾给各种文化排出一个序列。它们依次是：新教、天主教、东正教、孔教、伊斯兰教、黑非洲。他认为，经济发展能够冲破文化的界限，或使文化发生变革，也会使各种文化中民主因素展发出来。有的国家民主化的障碍既有经济和政治的，也有文化的，在非洲压倒性的因素是经济，在经济迅速发展的东亚地区和许多伊斯兰教国家，主要是文化的。这里至少给了我们一个警示：应该对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糟粕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并给予坚决清除。官本位政治文化已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人，清除它并非一日之功。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人们政治水平的提高以及中国整个政治文明进程的推进，官本位定会淡出人们视野。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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