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的执行力、控制力比较强，有办法把中间的阻碍打掉，拿捏轻重，掌握缓急。他清楚哪一些东西必须现在做，哪一些东西可以迟点再做，哪一些东西可以授权给别人做，哪一些东西必须亲自做，通过这些手段逐渐地去实现自己的目标。比如说，在危急时刻，刘邦总和张良、樊哙商量，对他们言听计从。当知道项羽要击破其军时，立即采纳张良的对策。最后离席未辞，他担心会引起严重后果，要张良、樊哙拿主意，并采纳樊哙“不辞而别”的建议。刘邦多谋机诈，很讲策略。对项羽极表臣服恭顺之情，因而能起到麻痹、迷惑对方的作用：这些都表现了刘邦见风使舵，善于玩弄手腕的性格。
项羽的执行力、控制能力就比刘邦差很多，不仅不能够控制整个局面，甚至连自己的脾气跟情绪都没有办法控制好。比如说，项羽身边谋士范增足智多谋，但在紧要关头，却对他的意见不予理睬。而项羽听了项伯的话后，却不假思索，马上许诺，随便改变既定的决策，表现了他为人头脑简单而又刚愎自用。对刘邦的假意殷勤，毫无察觉，反把曹无伤的告密直接告诉刘邦，反映了他不懂策略，麻痹轻敌。
分析：一个领导必须对理想要坚持要忠诚，如果理想经常有变化的话，就是所谓的小人恒立志，最终是一事无成。在“贞”这一方面，刘邦比项羽强得多。刘邦对目标执著，一时的失利打不倒他。而项羽的理想经常在变，对理想的坚持度和忠诚度不够。所以“元、亨、利、贞”这四个字刘邦都有，而项羽只有一个，斗争的胜负已经分晓。
力量相对弱小的刘邦，为什么能在“鸿门宴”这场斗争中变被动为主动，化险为夷，并在尔后长期的“楚汉相争”中获胜？其原因，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其一，刘邦善于审势察情，“从民所望”；而项羽则不识时务，“自矜功伐”。
刘邦深知“天下苦秦久矣”，注意吸取秦灭亡的历史教训，较能体察关中老百姓渴望废除秦朝繁徭苛法，希求获得休养生息机会的心理，于是就“承敝易变，使人不倦”，采取了一系列安定民心的措施。诸如“约法三章”，严明军纪，开垦“秦苑”，屡赦天下，不杀降卒等。此外，刘邦还注意处理好同尚有一定社会影响的楚怀王的关系，谨慎地对待关中王问题，注意争取社会舆论，利用项羽内部矛盾，力求政治上占主动地位。刘邦上述一系列措施的直接效果，一是进军顺利，最先入关，获得做关中王的条件；二是得到关中人民的拥护和楚怀王的支持，秦人“唯恐沛公不为秦王”。相反，项羽不察民情，不顾社会舆论，干了许多不得人心的事。如，坑杀降卒，屠咸阳，徙杀楚怀王，分封十八诸侯，自立为“西楚霸王”，背约欲夺关中等。其中背约杀死楚怀王一事，加剧了项羽和诸将的矛盾。刘邦抓住项羽这一要害，于公元前205年打着“击楚之杀义帝”者的旗号讨伐项羽，得到“五诸侯兵”的积极响应；楚汉两军在广武对峙时，刘邦宣布项羽有“十大罪状”，其中关于楚怀王的就占了五条。项羽上述这些所做所为的直接后果，一是比刘邦晚入关一个月；二是失掉了关中人民的拥护，“秦人大失望”；三是引起和诸侯及其内部的矛盾，舆论于项羽不利。在“鸿门宴”上，项羽在项伯、刘邦、樊哙的诘责面前，表现得理屈词穷，窘迫不堪，这应该看做是他“恶负约，恐诸侯叛之”的心理反映，是心虚的破绽。
其二，在干部问题上，刘邦任人唯贤；项羽则任人唯亲。
毛泽东同志说：“使用干部的问题上，我们民族历史中从来就有两个对立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贤’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亲’的路线。前者是正派的路线，后者是不正派的路线。”（《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刘邦使用干部就是坚持“任人唯贤”的路线，能够量才而用，知人善用，虚心下问，做到集思广益。例如，和刘邦一起参加“鸿门宴”的随行者张良、樊哙、纪信等人，都是他的团结一心、生死与共的支持者和得力助手。谋士张良常常在关键时刻为刘邦提出正确的策略，使刘邦避免了许多错误。“鸿门宴”过程中，在项庄舞剑欲杀沛公的危急时刻，及时召樊哙为刘邦解围；刘邦脱逃后，张良又从容处理善后事宜。“鸿门宴”之后，公元前203年的成皋之战，刘胜项败，楚汉双方军力达到均衡，在项羽与刘邦达成“中分天下”协议的关键时刻，张良提出“此天亡楚之时也，不如因其机而遂取之”的策略，指出“今释勿击，此所谓‘养虎自遗患’也”。张良这一猛追穷寇的思想，对于刘邦抓紧战机展开战略总攻势，赢得最后胜利起了重要作用。樊哙在“鸿门宴”上的功绩是相当卓著的，一是他在刘邦最危急的时刻，闯宴据理怒斥项羽，扭转危局，二是他极力支持刘邦断然逃走，免遭杀身之祸。纪信在“鸿门宴”上的作用虽不明显，但后来在刘邦遭到荥阳之围时，甘愿代替刘邦而死，表现了忠诚不二的政治态度。至于“鸿门宴”上尚属项羽部下的陈平，则于次年3月因受项羽猜疑而归附刘邦，在荥阳建议刘邦用“离间计”，促使了项羽与范增决裂。
最后，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司马迁是不可能认识到的，即在于顺应还是违反历史规律。刘邦“承秦制”，力主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这在客观上是符合当时历史发展方向的。而项羽却站在六国旧贵族立场上，总是希图回到封建割据的战国时代。这种倒退行为，与当时历史的发展趋势背道而驰，所以，失败也就必不可免。
项羽的执行力、控制能力就比刘邦差很多，不仅不能够控制整个局面，甚至连自己的脾气跟情绪都没有办法控制好。比如说，项羽身边谋士范增足智多谋，但在紧要关头，却对他的意见不予理睬。而项羽听了项伯的话后，却不假思索，马上许诺，随便改变既定的决策，表现了他为人头脑简单而又刚愎自用。对刘邦的假意殷勤，毫无察觉，反把曹无伤的告密直接告诉刘邦，反映了他不懂策略，麻痹轻敌。
分析：一个领导必须对理想要坚持要忠诚，如果理想经常有变化的话，就是所谓的小人恒立志，最终是一事无成。在“贞”这一方面，刘邦比项羽强得多。刘邦对目标执著，一时的失利打不倒他。而项羽的理想经常在变，对理想的坚持度和忠诚度不够。所以“元、亨、利、贞”这四个字刘邦都有，而项羽只有一个，斗争的胜负已经分晓。
力量相对弱小的刘邦，为什么能在“鸿门宴”这场斗争中变被动为主动，化险为夷，并在尔后长期的“楚汉相争”中获胜？其原因，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其一，刘邦善于审势察情，“从民所望”；而项羽则不识时务，“自矜功伐”。
刘邦深知“天下苦秦久矣”，注意吸取秦灭亡的历史教训，较能体察关中老百姓渴望废除秦朝繁徭苛法，希求获得休养生息机会的心理，于是就“承敝易变，使人不倦”，采取了一系列安定民心的措施。诸如“约法三章”，严明军纪，开垦“秦苑”，屡赦天下，不杀降卒等。此外，刘邦还注意处理好同尚有一定社会影响的楚怀王的关系，谨慎地对待关中王问题，注意争取社会舆论，利用项羽内部矛盾，力求政治上占主动地位。刘邦上述一系列措施的直接效果，一是进军顺利，最先入关，获得做关中王的条件；二是得到关中人民的拥护和楚怀王的支持，秦人“唯恐沛公不为秦王”。相反，项羽不察民情，不顾社会舆论，干了许多不得人心的事。如，坑杀降卒，屠咸阳，徙杀楚怀王，分封十八诸侯，自立为“西楚霸王”，背约欲夺关中等。其中背约杀死楚怀王一事，加剧了项羽和诸将的矛盾。刘邦抓住项羽这一要害，于公元前205年打着“击楚之杀义帝”者的旗号讨伐项羽，得到“五诸侯兵”的积极响应；楚汉两军在广武对峙时，刘邦宣布项羽有“十大罪状”，其中关于楚怀王的就占了五条。项羽上述这些所做所为的直接后果，一是比刘邦晚入关一个月；二是失掉了关中人民的拥护，“秦人大失望”；三是引起和诸侯及其内部的矛盾，舆论于项羽不利。在“鸿门宴”上，项羽在项伯、刘邦、樊哙的诘责面前，表现得理屈词穷，窘迫不堪，这应该看做是他“恶负约，恐诸侯叛之”的心理反映，是心虚的破绽。
其二，在干部问题上，刘邦任人唯贤；项羽则任人唯亲。
毛泽东同志说：“使用干部的问题上，我们民族历史中从来就有两个对立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贤’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亲’的路线。前者是正派的路线，后者是不正派的路线。”（《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刘邦使用干部就是坚持“任人唯贤”的路线，能够量才而用，知人善用，虚心下问，做到集思广益。例如，和刘邦一起参加“鸿门宴”的随行者张良、樊哙、纪信等人，都是他的团结一心、生死与共的支持者和得力助手。谋士张良常常在关键时刻为刘邦提出正确的策略，使刘邦避免了许多错误。“鸿门宴”过程中，在项庄舞剑欲杀沛公的危急时刻，及时召樊哙为刘邦解围；刘邦脱逃后，张良又从容处理善后事宜。“鸿门宴”之后，公元前203年的成皋之战，刘胜项败，楚汉双方军力达到均衡，在项羽与刘邦达成“中分天下”协议的关键时刻，张良提出“此天亡楚之时也，不如因其机而遂取之”的策略，指出“今释勿击，此所谓‘养虎自遗患’也”。张良这一猛追穷寇的思想，对于刘邦抓紧战机展开战略总攻势，赢得最后胜利起了重要作用。樊哙在“鸿门宴”上的功绩是相当卓著的，一是他在刘邦最危急的时刻，闯宴据理怒斥项羽，扭转危局，二是他极力支持刘邦断然逃走，免遭杀身之祸。纪信在“鸿门宴”上的作用虽不明显，但后来在刘邦遭到荥阳之围时，甘愿代替刘邦而死，表现了忠诚不二的政治态度。至于“鸿门宴”上尚属项羽部下的陈平，则于次年3月因受项羽猜疑而归附刘邦，在荥阳建议刘邦用“离间计”，促使了项羽与范增决裂。
最后，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司马迁是不可能认识到的，即在于顺应还是违反历史规律。刘邦“承秦制”，力主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这在客观上是符合当时历史发展方向的。而项羽却站在六国旧贵族立场上，总是希图回到封建割据的战国时代。这种倒退行为，与当时历史的发展趋势背道而驰，所以，失败也就必不可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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